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出生于重庆市市中区（现叫渝中区）校场口的一个贫苦但爱读书的店员家庭，是家中的第三个男孩。籍贯巫山县。祖父年轻时一人从巫山做生意到重庆，曾大富，后因军阀混战而生意破产。父亲张亦潜（一九二一-二〇〇八），民国小学文化，爱读书，有藏书，亦写古诗自娱。母李鸿莲（一九二九-），出身小地主家庭，娘家甚富。民国时未上学，新中国成立后始进识字班，有民间的朴素与智慧。 一九六二年，八岁。九月进入重庆市市中区两路口小学上学。 一九六六年，十二岁。九月，读完小学四年级，因“文革”爆发停课。此时之前，家早已搬到重庆市市中区中山二路二一〇号临大街的楼房，临街面为三层，背街面为五层。临街的店铺数年前改成废品站，“文革”时各类书籍作为“四旧”，纷纷被卖进店。因出街必须下楼穿店，与工作人员熟悉，方便时拿了各类小说回家看。特别是看《三国演义》学会了读古文。武斗时期到璧山县山区（大路区大沟八队）伯父家，伯父是民国初中生。爱读古书和讲古代故事，从而熟读和背诵了不少古代诗词和古文，知晓了不少历史故事。 一九六九年，十五岁。九月，重庆市第六中学上初中，在六连十排五十三班（当年学校按军队编号）。当时只有语文、数学、英语课。张法语文好又爱跟班上一些最调皮捣蛋的同学玩，班主任王渝生刚从四川师范学院毕业分到六中教数学，又爱摆弄文学，遇高兴事就会写古诗一首（他在“文革”后一九七八年考上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生，从此仕学双通，后来当了中国科技馆馆长。有不少与国家最高领导合影的照片）。当年的王老师对张法又爱又恨。当时每学期还有学工学农两周。每次学工学农都被王老师任命为通讯员，写的通讯屡屡发在年级的《战报》上，很受王老师夸奖和同学们瞩目。 一九七一年，十七岁。七月初中毕业。本应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因两位兄长在之前已下乡，分别到了万县和合川的贫困队。使家庭陷入经济窘境，因此家中决定不让其下乡，办了病残，在家做饭，以节省出一点粮食。闲时读读古籍，自学画画，也试写小说。一天，到初中同学罗德建家中玩，他的邻居田晓刚也赋闲在家，爱好哲学，向之鼓吹，并主动借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张法读后兴起，把家中父亲单位发的马列六本经典和毛泽东选集四卷都找来读了（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要求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级干部都发了马列六书，张法父亲当时为重庆市市中区服务合作商店管理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相当于副处级，也发了这六本书）。又到重庆图书馆借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以及马恩全集中的部分集子和《资本论》三卷来看，而且都认真作笔记写心得。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得比较熟，还能背诵不少马恩列毛的名言警句。 试写过万余字的小说一篇，讲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矛盾心态。 试写过三万余字的论文一篇，论述“文革”后期普遍存在的“开后门”现象。 一九七八年，二十四岁。五月顶替父亲（即父退让儿参加此单位的工作），被分配在重庆市市中区上清寺餐厅（闹市区的一家有名大餐厅）做厨工。同年七月参加高考。 九月，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同寝室十位同学，最多年级之最：冯川小说写得最好，李平新诗写得最好，金诤古文功底最好，成建三足球踢得最好……而张法，理论思维最好。在大学中，张法对三个领域甚为关注，这三个领域也成为其以后的学术生长点。首先是文学理论。精读了当时的文艺理论教材。三年级学年论文以当时讨论很热的“形象思维”为题，查阅了中外作者的创作经验，力图发现形象思维的特色。毕业论文选形象思维中的难点“灵感”为题，写了两篇：中国古代的灵感理论和西方的灵感理论。最后以西方的那篇作为毕业论文。若干年后写《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时修改两文成为书中的一章。二是与文学理论极为相关的美学。参加了王士德主编的《美学辞典》词条的写作。最后一年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的研究生考试，朱光潜、宗白华等六名教授招生。幸运考上。三是当代文学，广泛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为其以后当代文学评论打了基础。 一九八二年，二十八岁。九月进入北京大学美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北大美学教研室群星灿烂，朱光潜、宗白华之外，杨辛、甘霖、高克地在美学原理上，葛路、于民、叶朗在中国美学史上，阎国忠、李醒尘在西方美学史上，都著称于学界，与张法同考入美学专业的七位同学，彭吉象、王志敏、盛天其、方珊、赵士林、刘小枫、余立蒙，各有特长。在读研期间，获得的学术新关注点有四：一是各类艺术和艺术理论。教美学原理课的杨辛老师，为让大家视野开阔，请北京各艺术院校的老师 （特别是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来讲各门艺术，还与葛路老师一道，带同学到敦煌、兰州、西安、苪城永乐宫等艺术遗址考查，杨、葛两师面对艺术作品的现场讲解，使张法受益甚深。为以后的艺术学写作打了好的基础。二是在美学理论上，在比较的视野中广泛阅读了中西美学论著，同时围绕一些专题进行阅读和思考，特别是对崇高这一范畴进行了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写成专文，发表在研究生的论文集中。由写作此文的经验，对后来进行比较研究，打了扎实的基础。三是在西方最新思想的理解上，同学刘小枫当时在组织外文翻译和编辑一些具有学术时尚的主题文集。每当译稿来了，都让张法看看，张法在看的同时不断地与自己原先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由此而对西方的新型思潮有了相当的熟悉，为后来写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时再进一步阅读西方新型思想打了一个基础。四是中国美学史，通过杨辛老师关于艺术起源的课和于民老师关于先秦美学的课，葛路老师关于中国美学史的课，阅读了远古材料和先秦文献，对以前在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彩陶和青铜的观点有了不同的新理解。对通过古文字理解美学思想有了体悟，对先秦文献的通读，为以后写作中国美学史打下了基础。最初想以先秦美学作为学位论文，后来缩小到先秦儒家美学，最后以“从先秦的社会文化氛围看孔、孟、荀三子的美学思想”为题。论文指导教师葛路。 一九八四年，三十岁。七月在当时很火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发表评论当代作家张洁的文章 《试论张洁的创作个性及其作品的内在意蕴》，这是张法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此文本为刘小枫编的当时热点问题文集所写，因出版未果，而转寄到《当代文艺思潮》。从此不时地写作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 十二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当教师（任助教）。教研室当时只有马奇、司有伦、王旭晓三位老师。马奇重在美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上，司有伦重在美学原理和西方美学上，王旭晓主要是美学原理和运用美学，因此，张法授命的领域是中国美学史，同时也教美学原理。 一九八五年，三十一岁。在《当代文艺探索》第五期上发表 《当代文学中的两种悲》对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张承志《黑骏马》，从文化和历史的大视野进行类型分析。因该杂志编辑林建法的约稿而写。 十一月参加由乐黛云主持的在深圳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会前受乐黛云老师的委托而写会议论文，借此为从本科就进行的中西美学比较作了根本原理的总结。写时还在乐老师家丰富的外文藏书中借过几本当时最新的德里达等的解构主义著作，写成《有与无及其展开——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的长文，很受乐老师的赞赏，令其在会上作了第一个主题发言。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为：西方是一个实体世界，中国是一个气的世界，因此，西方重形式（作为式的逻辑以明晰的形体现出来），中国以重整体功能，从而西方重实体逻辑，中国重虚实相生的逻辑；进而，西方以明晰为最高境界，中国以模糊为最高境界；进而造就了西方文化的否定-前进性质和中国文化的稳定-运转性质。其思想后来成为开设中国比较美学课和由之写成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一书的核心思想。此论文中的某些观点为乐黛云 《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第一章第三部分所采用，书的“后记”对此有说明。 一九八六年，三十二岁。六月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学成立美学研究所。中文系三位教师，蒋培坤、阎焕东、成复旺，进入学科，加上一九八五年从人民大学中国批评史硕士毕业分来的袁济喜和一九八六年从中国美院雕塑史博士毕业分来的王可平，学科共十位教师。马奇任所长，丁子霖任美学教研室主任，张法任副主任。所里重新分配专业领域，成复旺、袁济喜都专攻中国美学，于是张法在学科里的专业任务转为中西美学比较和西方当代美学，为研究生开这两门课程。为写西方当代美学而进一步阅读西方思想，马奇所长和丁子霖主任专门批了经费去北京图书馆复印西文原著。由此而对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有了相当的熟悉。 在《批评家》杂志该年第五期上发表《新时期文学浪漫潮流初论》论述了张洁、张承志、邓刚等一大批小说的艺术风格和内心样态。受该杂志编辑的约稿而写。 在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美学新潮》（第二辑）上发表《对〈诗经〉的美学沉思》。受曾在北大做进修教师的四川社科院苏丁的约稿而写。此文后来修改后写进《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一书中。 在《自修大学》第九期发表《审美范畴》，第十二期发表《艺术欣赏》。两篇是为马奇教授主编“美学原理”教材而写的初稿。一九八五年，丁子霖、袁济喜从中文系来到美学教研室，人大美学学科于是有六人，丁子霖任教研室主任，开始编写美学原理教材。除马奇外五人每人分写各章，一一发表在《自修大学》上。在《审美范畴》中对审美对象的美、悲、喜三分，然后，进一步细分。构成张法后来《美学导论》的基础。《艺术欣赏》一章对于观、品、悟的三个阶段，后被吸收进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一书之中，蒋培坤参加人大受教育部委托主办的全国高校 “美学原理研讨班”时，以此书打印稿为讨论教材，打印稿后记对此有说明。 一九八七年，三十三岁。为杨辛主编《青年美育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写了“中国美学史”、“中国当代美学”、“苏联当代美学”三个部分。后两部分主要综合他人文献，中国美学史部分写进了自己的一些新想法。 为张立文等主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写作了《中西美学的撞击与美学的未来》，整个书是为学校的某庆祝活动而作，由校科研处下的任务。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三期发表《现实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特征》，是对审美经验理论逻辑的一种探索，为后来写 《美学导论》中的“何以获得美”一章的某些要点奠定了基础。 在胡经之主编的《文艺美学》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上发表《有与无及其展开：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一九八五年的会议论文（稍有省略）。 一九八八年，三十四岁。在《外国美学》第四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上发表《对崇高的一点思考》。这是对读研究生时写的《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崇高》的修改，当时发表在北大研究生论文集上后，由刘小枫推荐给李泽厚老师，李泽厚老师又推荐给叶秀山老师，在叶老师主持的此刊物上发出。此文后来再修改后成为《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的一章。 在《美育》杂志上发表三篇短文。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是 《从比较的观点看当代西方美学》，第二期是《分析美学之精神》，第五期是《美即美感》。此三文是人大美学所成立后，受命作中西比较美学和当代西方美学后对后一领域在广泛阅读基础上进行初步思考的起步。 一九八九年，三十五岁。发表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这是美学所成立后编辑出版的“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丛书”，蒋培坤教授要张法写一本，张法选此主题，一是借此拓展美学范畴，二是凭借对古代文献和诗词的熟悉，需用某段古文、某首诗词，立即可以背出，省去查阅时间，可以写得较快。此书以中西悲剧意识的比较为框架，以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基础，对中国悲剧意识作了全面的呈现：一、日常悲剧意识的基本模式，包括恋爱悲剧意识模式（追求者之悲，被追求者之悲），游的悲剧意识系列（伤别模式、乡愁模式、闺怨模式、思念模式），怨弃悲剧意识系列（夫弃之怨、君弃之怨、世弃之怨）；二、以忠奸之争为主的中国政治悲剧意识；三、天道悲剧意识系列，包括历史悲剧意识（亡国之悲模式、盛世之悲模式）和自然悲剧意识（悲秋模式、伤春模式）；四、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仙、自然、酒、梦）。最后写了中国悲剧意识运行的总趋势。此书写得成功，又与当时的心境相关。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上发表 《在对美的哲学的哲学批判——分析美学之精神》，此是为参加一九八八年五月的全国美学大会所写会议论文，是对一九八八年 《美育》上《分析美学之精神》的扩写。在会议上产生反响。后来作为《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的一章。 一九九〇年，三十六岁。六月，任副教授。十月，马奇退休，任美学所名誉所长，蒋培坤任美学所所长。前些年，美学所先后进了田双桂（戏剧），杨凤恩（音乐）、刘璞（音乐）、高群（音乐）等艺术学老师。美学所下设美学和艺术学两个教研室，阎焕东任副所长兼艺术教研室主任，张法任美学教研室主任。 发表专著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这是自一九八七年之后所开研究生课程“当代西方美学”讲过多次之后的讲稿。该书是“美学教学与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分为三编：第一编，古典美学三面在现代的演变及现代美学范畴结构的建立 （一九〇〇-一九五〇），写了分析美学在美对本质的批判，心理学美学诸派的多面演进，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各形式主义诸派的演进，以及形式主义的形式、表现主义的表现、精神分析的隐喻，存在主义的荒诞这四大范畴形成的新结构。第二编是建造体系的时代（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呈现自然主义美学、格式塔美学、原型批评美学、现象学美学、象征符号美学五大流派在建立现代美学体系上的努力。第三编，走向开放：从现代美学到后现代美学（一九六〇-），首先是结构主义美学、符号学美学、解构主义美学呈现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演进，然后用解构主义美学、解释-接受美学、法兰克福美学呈现了后现代美学的展开。此书用了一种新的结构方式去呈现一九〇〇年以来的西方美学演进总貌。 一九九一年，三十七岁。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主要精力花在英语提高上，只应刊物编辑约稿写作和发表了几篇文章和在前辈老师主编的书中写过一些章节。发表论文两篇《走向文化形式学的美学》（《天津社会科学》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和《对中西美学比较的几点思考》（《南京社会科学》一九九一年第五期），以及在阎国忠主编《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中写了“维特根斯坦”一章。是在以前写过的分析美学文章基础上加上了维特根斯坦的生平，将两者整合起来而成。 一九九二年，三十八岁。发表《从什么意义上可以谈中国后现代的有无？》（《文艺争鸣》第五期）。以及在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中写了《中西诗学的文化背景》一章，是将《有与无以及展开》一文改写而成。 一九九三年，三十九岁。丁子霖因故淡出美学学科。成复旺任美学教研室主任。张法不再任美学教研室主任。蒋培坤于第二年（一九九四）因故淡出美学学科，成复旺兼任美学所所长。 以 “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及其意义”的项目选题，获第四届霍英东基金奖。当时全国每个一级学科选一名，很不容易，更重要的，不但因这个项目，使其以后较为深入地进入到中国现代建筑、绘画、戏剧、小说的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的规律探寻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笔钱使其得以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而扩大了学术视野。不仅在霍英东课题范围内有了新的提高，而且对其整个学术境界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教育部组织的教材，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中写了“中国古代的艺术”一章，对中国古代的艺术有了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对以后写《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打下了基础。 在《文艺争鸣》第五期上发表《〈废都〉：多滋味的成败》一文。 一九九四年，四十岁。任硕士生导师。 发表专著 《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此书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中西比较美学》时的讲稿，也曾以此稿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为研究生讲过一年的 “中西诗学比较”。此书后来出了台湾版（台湾淑馨出版社，一九九八）和韩文版（二〇〇〇），在韩国甚受学界欢迎。二○○○年到韩国首尔作讲演时（同时在会上签名售书），一位法语教授对其说，首尔人文学界学人对此书几乎是人手一册，并成为首尔大学的教材。该书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总论，包括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西美学的整体比较；二是中西美学的主要范畴比较，和谐、悲剧、崇高、荒诞与逍遥；三是审美对象比较，包括文化与形式、典型与意境；四是审美心理比较，包括艺术创作心理的比较（心师造化与模仿自然、想象与内游、直觉与兴），灵感的比较 （西方以对象化为核心和中国以突然性为核心、确然神赐与宛然神助、天才与人品、无意识与参悟），以及审美过程的比较（中西美感的主体构成和中西审美的具体方式）。 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文章九篇。其中两篇，《美学的理论结构与文化精神》（《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和《中国文论转型的几个维度》（《思想战线》第四期）被《新华文摘》转载（前者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后者在第十期）。 还有《青铜：从美学和文化的观点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四期），属古代美学。《审美文化：范围、性质和操作方式》（《学术季刊》第四期）、《大众审美文化的界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三期），属于文化时评。《陕风现象试论》（《天津社会科学》第五期）、《九十年代中国文艺境遇》（《东方艺术》第一期）、《九十年代中国文艺境遇三题议》（《文艺争鸣》第一期）、《粘住的翅膀》（《中国青年研究》第二十一期），属于宏观性的文艺评论。 还有文化类的 《知识与转型——中国知识阶层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战略与管理》第二期），为霍英东项目而作。 与王一川等学人合著了文章多篇。与王一川合著的有《新“十批判书”之九——杂语共生与汉语走向——当前汉语言文化批判》（《文艺争鸣》第四期），《从纯美学到文化修辞学——第四次美学高潮展望》（《求是学刊》第三期），作为第二作者与王一川、陶东风等进行了《边缘·中心·东方·西方》的笔谈（《读书》第一期），作为第一作者与王一川、张颐武合作的有《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第二期），这是一篇在当时和以后都具有重要学术影响且引起不断争论的文章。该文分为三个部分：一、现代以及其五次重心转移，讲现代性是用一八四○年以来不同于古代中国知识型的核心概念，这一核心的中国现代演进中的历次内容变化。二、现代性的转型和世纪末的巨变，主要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新变，如社会的市场化，审美的泛俗化、文化价值的多元化等。三、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着重对中华性进行的阐述：“中华性并不试图放弃和否定现代性中有价值的目标和追求；相反，中华性既是对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继承，同时又是对古典性和现代佳的双重超越。它恰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中华性的要旨可以用三点来表述。第一，与现代性主要用西方的眼光看世界不同，中华性意味着多角度的审视，其中特别是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与现代性把世界仅看成一个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差距的高低等级不同，中华性在承认这种时间和等级框架有其合理性的同时，更强调把世界看成有多种差异，可以多次划分的世界 （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划分，地域集团的划分，宗教和文化圈的划分，等等），看成多种多重对立统一的共时现象。与现代性把发展看成一种从前现代到现代到后现代的线形宿命过程不同，中华性认为发展是在多种冲突与合作中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而任何民族都可以创造自己独特发展道路和模式。与现代性坚持发展标准的单一性不同，中华性注重发展标准的综合性。它尊重人类的一般标准和尺度，但更重视在人类的一般标准和尺度上的具体而特殊的文化创新。第二，与现代性预想的让中国完全化为西方、融入西方而达到普遍的人类性不同，中华性珍视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文化资源，它一方面力求达到一般人类性的最高度，但在达到这个最高度的同时又一定要为世界提供多样性。正像两千年前希腊、印度、巴比伦、中国同时放射异彩一样，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以突出中华性的方式来为人类性服务。第三，中华性具有一种容纳万有的胸怀，它严肃地直面各种现实问题，开放地探索最优发展道路。对任何事物，无论是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不间社与资，不管西与东，无论新与旧，只看利与弊，有利的就拿来，就继承，有弊的就悬搁，就拒斥。对它来说，对人类经验的吸收，根本就不存在‘中化’还是‘西化’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的问题，只有现实和未来的考虑。如果说非要用‘体用’这一对范畴来谈问题的话，那么，现实景况和未来目标是‘体’，一切人类优秀成果都是‘用’。唐代对西域文化包括服饰、音乐、歌舞的大吸收，对印度佛教的大吸收，创造出的是灿烂辉煌的唐文化。当下对一切人类先进经验的吸收，是为了与人类性相一致的中华文化圈的诞生。” 参与马奇主编的《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写了其中的“引言”及第一、二、四章（部分内容与《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有重复）。 在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一书中写了“现象学美学方法论”和“符号学美学方法论”两章。 参与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与尹鸿合作主编（张法为第二主编）文库中的《散文卷》（上下册，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四）。在贾平凹、王蒙、毛泽东、李敖、三毛五人的散文前写了导语性短文。 一九九五年，四十一岁。发表了文章十篇。其中七篇，《有限性意识的自觉——一种批评观念》（《作家》第八期），《中国文艺批评的走向》（《上海艺术家》第五期），《由三个作品所映射的’九四文艺状态》（《天津社会科学》第二期），《都市文化：九十年代美学和理论热点的一个动因》（《社会科学战线》第六期），《〈红粉〉随感》（《当代电影》第四期）。《美学怎样才能成为美学》（《社会科学家》第二期），《书法在何处辉煌》（《书法研究》第三期）是在文艺评论、美学、艺术方面的写作。 三篇是为霍英东项目而作：《二十世纪小说：模式及其沉浮》（《北京大学学报》第五期，《新华文摘》一九九六年第二期转摘），《戏剧改良：新旧形式的互渗互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六期），《中国建筑文化三题议》（《文艺争鸣》第四期）。最后一篇是对中国建筑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而作，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整个现代中国的建筑转义，西式建筑进入中国之后，古典建筑和西式建筑在互动中同时出现转义；二是在现代中国建筑总体尺度的变化，西式建筑出现后，紫禁城不再像古代那样作为中国建筑的总体尺度；三是讲民族象征的变化，紫禁城是古代象征，天安门的现代中国的象征。此文中的第三点引发了张法以后对北京建筑文化的研究系列，特别是京城的象征体系和京城模式研究。 十月，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做访问学者至一九九六年一月。 一九九六年，四十二岁。一月，从宾州小镇State College去波士顿，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饱读了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书籍，跑遍了波士顿地区的新旧书店。对中西以外的其他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资料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比较学上，从中西比较扩展到各大文化的比较。 以 “常水”为笔名发表历史小说 《以形写神——东晋奇画家顾恺之》（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 发表了六篇文章。其中三篇《艺术与民族精神三题议》（《浙江学刊》第一期），《文化三原色：主流、大众和精英》（《中国青年研究》第二期），《传统文化：我们？他者？》（《中国青年研究》第一期），属于文艺和文化时评。另三篇，《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第一次浪潮》（《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民初小说与时代心态》（《中国文化研究》第四期），《文学与绘画的不同“转型”之路》（《求是学刊》第一期），为霍英东项目而作。 在张立文、张绪通、刘大椿主编的《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一书中写了“道学与文学艺术”一章。 作为第三作者，与王一川、刘康合著《中国九十年代文化批评试谈》（《文艺争鸣》第二期）。 一九九七年，四十三岁。一月，从美国回国，五月，任美学研究所所长。成复旺已于一九九五年调出哲学院，当时王旭晓接任美学教研室主任。由于成复旺、袁济喜两位教中国美学史的老师都调离美学所，因此，张法转而以教“中国美学史”为主。 与彭吉象、王庆生、顾建华、杨铸一道合著《中国艺术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张法写作其中第一部分 “中国艺术的历程”（二十二万字）。此书为彭吉象申请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获国家社科基金二等奖（一九九九）和中国图书奖（一九九八）。 发表文章五篇。《美学使我到处流浪》（《美与时代》第七期），是应约写的美学做学体会。《谈谈陈寅恪现象》（《大学生》七期）是应约写的时评。另三篇，《从诗歌革命到革命诗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五期），《小鲍庄与本文分析》（《中外文论与文化》第四期），《谈谈后现代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文艺研究》第五期，《新华文摘》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转载），为霍英东项目而作。 一九九八年，四十四岁。六月，任教授。十二月，任博士生导师。同年任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获教育部社科项目：一九六〇年代以来的西方美学。这一项目为修订《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而申请。由此开始修订此书。 发表文章五篇。《佛塔：从印度到南亚的形式和意义变迁》（《浙江学刊》第五期），是对佛教艺术比较写作中的一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提一点问题》（《人文杂志》第四期），属于时评。另三篇，《何以获得先锋——先锋小说的文化解说》（《求是学刊》第一期），《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九期），《百年文学三次转型浅议》（《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新华文摘》一九九八年第六期转载），为霍英东项目而作。第三篇是对中国文学百年转型总貌呈现，第一次是一九〇二年小说界革命开始的西化转型，第二次是从革命文学开始的苏化转型，第三次是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新转型。文章不但对三次转型做了细化，而且指出：“三次文学转型的巨大动力都主要来自文学之外，来自中国现代性要求和对世界图景的宏观想象，因此三次转型都不是文学内部逻辑的纵向推动，而是文化转型外部要求的横向带动。因此，三次转型是大幅度跳跃式的和根本断裂式的。从这一意义上，如果没有中国进入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性追求，没有中国现代性三次目标设定上的改变，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三次转型和文学史的断裂发展现象。”第二篇对“伤痕文学”的总貌进行了呈现，分为四节：一、伤痕文学的出现与成形；二、伤痕文学的多面展开与反思文学；三、伤痕引出的简单化艺潮：制度质问；四、伤痕文学的纯艺术演进与自我解构。 一九九九年，四十五岁。出版专著性教材《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出版通俗小册子 《艺海泛舟：千年华夏艺术一瞥》（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作为第一作者与王旭晓、吴琼合作人大研究生教材《艺术哲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在冷成金署名的《新资治通鉴（插图精解本）》（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九）中写“佛教智慧”部分，以及绝大部分的插图精解。在此书的后记中有说明。在以上论著中，《美学导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出版社约稿时强调，要写成一本专著性的教材。该书分六章：一、什么是美，论述美学史上追求美的本质的历史，以及如何被当代西方美学斥为假问题。二、何以获得美。讲述审美现象问题。三、美的基本类型，把审美对象分为美（包括优美、壮美、典雅三型）、悲（包括悲态、悲剧、崇高、荒诞四型）、喜（包括怪、丑、滑稽三型）。四、美的文化模式，讲了中国、西方、印度、伊斯兰四种文化不同的美。五、美的人类学起源。以中国上古历史为例，分析美如何从文化的整体中分化出来。六、美的宇宙学根据。主要讲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包括形式元素，如形、色、声；结构原则，如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主从结构；原型与象征）。 发表文章十一篇。为霍英东项目而作的五篇：《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一瞥》（《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百年绘画三现象提出的问题》（《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狂痛呐喊：鲁迅与“五四”精神》（《天津社会科学》第六期），《郁达夫创作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东方》第二期），《解读郁达夫小说》（《江汉论坛》第九期）。 佛教艺术比较的两篇：《空间形式与象征意义：佛教石窟从印度到汉地的演化》（《浙江学刊》第一期），《佛寺：从印度到南亚和汉地的演变》（《长春市委党校学报》第二期）。 为教育部项目而作的两篇：《现代性与全球文化四方面》（《文艺研究》第五期），《论后殖民理论》（《教学与研究》第一期）。 时评两篇：《臣民·人民·公民》（《粤海风》第一期），《二十世纪中国美学重要现象给我们提出的问题》（《首都师大学报》第一期）。 二〇〇〇年，四十六岁。出版专著《询问佛境》（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〇〇），该书利用自己在国外收集的材料，加上回国后进一步收集的国内资料的阅读，从宏观的角度，对佛教三圈——印度佛教（包括东南亚）、汉化佛教（包括朝鲜、日本、越南）、藏传佛教——的艺术进行了总全考察，对佛教艺术的主要形式（佛塔、石窟、佛寺、佛像）的演变进行了细致的美学分析，对同一艺术门类在三大佛教圈中呈现的不同形式，进行了文化分析。把中国佛教艺术置于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中，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放进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此书也显示了张法在比较学上的另一种学术尝试。 出版专著性教材 《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这是人大美学学科一套基础教材 《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现代西方美学史》中的一本。全书分为远古美学嬗变、先秦和秦汉美学、魏晋南北朝美学、唐代美学、宋元美学、明清美学六章，其中第一章通过礼、文、中、和、观、乐六个概念呈现远古美学的整体演进。第二章对孟子美学的美感分析和对《诗大序》的政治学美学分析，甚有新意。第三章提出中国审美对象结构和把握审美对象的两种方式，以及对《文心雕龙》美学体系的阐发等，均是独创性的发现。第四章，从李诗、张书、吴画、杜诗、颜书、韩文，来把握美学模式，把山水诗、水墨画、中隐园林看为禅道三境，特别是对司空图《诗品》美学体系的呈现，均为独创性发现。第五章，对宋代的主流美学，即欧文、蔡书、郭画的把握，以及对神逸之争及其演进的细分，都可谓独出机杼之见。第六章对晚明思想的梳理，特别是对两种狂态的区分，还有对小说戏曲美学的整体把握和定型，都为有得之见。在余论中从整体上呈现了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 《美学导论》（第一版）获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十二月二十日，在韩国蝴蝶艺术中心成立大会上，张法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Pierre Levy教授，英国NTT传播中心专家Roy Ascott一道，作为世界三位学者，特邀出席，三人分别作三十分钟的讲演，然后回答提问。张法作了题为“East Asian Art in the Converg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东亚艺术”）的讲演。 ① 该讲演以英韩对照形式发表在该会的论文集Art Center Nabi，Seoul，2000，PP.29-39。 另发表文章四篇。为教育部项目而作的两篇：《作为后现代思想的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五期），《本雅明美学思想三题》（《美学前沿》第二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二〇〇〇）。为霍英项目而作的一篇：《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江汉论坛》第六期）。中国美学史一篇：《明代美学批判思潮的出现、特色及其在清代的演变》（《文学理论辑刊》，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 二〇〇一年，四十七岁。发表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经历和感受的散文集《别样感悟：北美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 作为第二作者，与牛宏宝、吴琼、吴伟合著《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写了其中的第五章“借石成玉”，对朱光潜《谈美》、王朝闻《美学概论》、叶朗《现代美学体系》、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李泽厚《美学四讲》中的西方美学资源进行了数量化的梳理和理论性的总结。 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从比较美学看后现代以来的文艺理论”，主要对后现代以来的文艺理论作体系化的研究。与教育部项目构成一种互补互持关系。 为教育部项目而作三篇：《德勒兹与思想重构》（《天津社会科学》第五期）、《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读解》（《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三期）、《二十世纪的哲学难题：符号世界的发现及其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四期）。 其他论文两篇：《美学：走向新的存在方式》（《哲学动态》第五期）和《美国电视节目的世俗关怀》（《粤海风》第一期）。 在张立文主编的 《文化圆桌》（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中，为文化的方方面面写二十八条感悟性的短文。 二〇〇二年，四十八岁。七月，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的泛读中找到了不少重要的美学和文化资料。二〇〇三年一月回国。 发表两本论著：一是《文艺与中国现代性》（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此书是霍英东基金的结项成果。分为四编：一、中国现代性；二、艺术与中国现代性；三、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四、九十年代文艺与中国现代性。二是 《互看的灵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〇〇二），此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丛书中的一本，包括四个部分：比较文论、佛教艺术比较、中国现代文艺比较、西方后现代文化比较。 《美学导论》（第一版）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本科教学改革，请北京市各高校的教授去一人讲一次，构成一门本科一年级新生的通识课。张法便把霍英东项目中建筑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中由故宫到天安门体系的演进，进一步深入，以故宫体系和天安门体系为题，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探寻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写成讲稿并做了课件，去北京师范大学讲过两次。以后十多年中，又在北京其他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和全国高校（如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新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外语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宜宾学院等）作过讲座，在讲座中，思考又由天安门体系和故宫体系而延伸到对整个北京的象征体系和京城模式的思考。可以说，由此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始，形成了对于北京的象征体系和京城模式的关注点。 发表论文七篇。其中《中华性：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解释》（《天津社会科学》第四期），此文是对以前三人合著的 《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寻求》（一九九四）一文的个人补充。《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文史哲》第五期），是对古代仪式地点建筑演进的逻辑论述。 其余的是为教育部项目而作：《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三题》（《三峡大学学报》第五期），《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三期），《福柯与历史重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四期〕，《初期“西马”的美学思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三期），《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四期）。 二〇〇三年，四十九岁。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出第二版（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同时是教育部项目结项著作。主要根据国外资料及相关学术进展，对原书作了改写，整个项目构成了全书的第三部分，对一九六〇年以来（即西方后现代以来）的美学进行了更为详尽深入的论述。对原有的法兰克福美学和解释-接受美学进行了扩展），特别是用后结构美学扩大了原来的解构美学），增加了后现代美学、后殖民美学、神学美学。第二版（四十五万字）比第一版（二十三万字）几乎增加了一倍。 发表专著性的通识教材《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三），是对《中国艺术学》（一九九七）中“中国艺术的流变”部分进行的修订。从中国哲学的高度对中国艺术进行了整体把握。在引言中从文字上的“道”、图形上的太极图、图像上的龙来讲中国文化的特质之后，分为六章：一、远古嬗变，二、秦汉气魄，三、六朝风韵，四、唐代气象，五、宋人心态，六、元明清趣味。 获国家社科基金 “二十世纪中西美学原理体系比较研究”。 十二月十八-二十一日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韩国Gyeonggi举行的 “世界生命文化论坛”。在会上作了“Life and Nothing：Life’s Meaning in the Globalization Age”（“生命与无：全球化时代的生命意义”）的发言。 ① 该发言论文以英文和韩文形式发表在该会议的论文集Gyeonggi，Small&Medium bussiness Center，Suwon，2003，。 发表论文七篇。《马利坦的神学美学思想》（《三峡大学学报》第四期），属上面讲的教育部项目。《后现代与中国的对话：已有的和应有的》（《文艺研究》二〇〇三年第四期），为北京市项目而作。《全球化与中国哲学使命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四期），为中国人民大学与台湾辅仁大学共同召开的“哲学与文化”会议而作。《电子媒介、审美景观与哲学意义》（《北京社会科学》第二期），《电脑的审美景观与哲学意义》（《文艺争鸣》第五期），《文学性及其在当代生活世界中的角色变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十辑，四川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被西方美学史写作忽略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六期）皆为各方面的学术时评。 二〇〇四年，五十岁。 出版《佛教艺术》（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此书是对《询问佛境》的修订和增添。 出版《美学导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对第一版在一些主要点上进行了修改。第一章里，增加了有关美学学科中最重要的知识：一是西方美学中关于美学学科名称如何选定的，二是关于中国美学名称来源的最新学术成果。三是增加了一九八〇年以来中国美学原理著述的叙述资料。第二章里，增加了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神学美学家巴尔塔萨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论。使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论更加全面。第三章里，增写了“从审美现象学到美感符号化”的内容，对美学的关键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推进。第四章里，增写了“印度美学的审美类型理论”。第六章里，对美的起源的理论结论作了一些调整。另外，对全书的图片作了一定的增改。为了教师更好地运用教材，补上教学大纲，并配有多媒体教学课件。 台湾出版《美学导论》第一版的台湾版（五南出版社，二〇〇四）。 主编大学生读本中的 《事业的境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 在刘大椿主编的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二〇〇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中写了学科中的“美学”和学术视点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使命的改革”。 《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获北京市精品教材。 发表文章九篇。为国家基金项目而作的有：《中国现代美学：历程与模式》（《人文杂志》第四期，《新华文摘》二〇〇四年第二十一期转载），《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美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二〇〇四）。为北京市项目而作的有：《从比较美学看西方后现代从理论向话语的转折》（《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一期）。为教育部重大项目（王一川申请和主持）的子项目 “历史中的文学形象”（张法承担）而作 《在康-雍-乾帝王系列文体选择的背后》（《江汉论坛》第一期）。《论东西文化交汇中的东亚艺术》（《学术论坛》第二期）为二〇〇〇年韩国会议论文的中文版。另有哲学与文化三篇：《道：中国文化的字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何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何为》（《天津社会科学》第三期），《基督教的起源与世界史的重写》（《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第三期）。文学与艺术两篇：《语言问题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理论转型》（《文艺争鸣》第二期），《中国语境中的文艺美学》（《浙江学刊》第三期）。 二〇〇五年，五十一岁。九月，到四川外语学院主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任首席专家。中心汇集英法德俄日语各系的著名教授进行学术攻关，比较文论是中心的重点项目之一。 发表专著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此书是北京市项目的结项成果。全书除导论外有六章：一、话语：全球化时代文艺理论的理论形态；二、文本：全球化时代文艺作品的理论定性；三、解释者：全球化时代欣赏者的理论定性；四、文化产业：全球化时代文艺作品的创制方式；五、图像主导：全球化时代文艺作品的主要特征；六、全球化时代文艺体系的范畴体系及其意义。 （作为第一主编）与王旭晓共同主编，教研室全体成员写作 《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为哲学院教材丛书之一。 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二〇〇五》（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中写“艺术学”一章。（为教育部年度专项项目）。 参加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东亚美学的起源”会议，作为中国特邀代表作“中国现代美学：历程与模式”的讲演。 ① 英文稿“Chinese Modern Aesthetics：Its Process and Patterns”，发表在Incheon Foundation For Art and Culture，2005，pp.5-15。 发表韩文短文两篇：《作为中国文化转型象征的王府井步行街》（《中国时事月刊》第十一期），《颐和园的水》（《中国时事月刊》第十二期）。张法用中文撰写，由他的韩国研究生李咏娥译成韩文。 发表论文十篇。《中国高校艺术学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学术历程》（《文艺争鸣》第四期），是学科报告“艺术学”中的一部分。《在康-雍-乾帝王系列的叙事方式后面》（《甘肃社会科学》第三期），为《历史的文学形象》项目而作。美学论文三篇：《现代汉语与中国美学史写作》（《厦门大学学报》第二期），《现代性话语的流变与美学的关联》（《甘肃社会科学》第四期），《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思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四期）。文艺与文化五篇：《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对二〇〇四年一种学术现象的中国症候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第三期），《石涛〈画语录〉的绘画美学体系》（《中国文化研究》第三期），《从建筑看原创、模仿和抄袭》（《艺术评论》第六期），《“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文艺研究》第四期），《电子文化影响下的在世方式、思维方式和世界模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六期）。 二〇〇六年，五十二岁。 任二〇〇五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美学研究所因学校机构调整的需要改名为审美文化研究所，任所长。 出版《中国美学史》第二版（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比第一版多了十多万字，改写和增加不少内容，特别加了明清时期各领域的体系性著作。 出版《跨文化的学与思》（重庆出版社，二〇〇六），是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所出的丛书之一。该书有一些以前未发的重要文章，如 《比较文化学：缘起、内容、方法》讲了人类文化有五个层级，“一、原始文化阶段；二、神庙文化阶段；三、轴心文化阶段；四、现代性文化阶段；五、全球性文化阶段。这五个层级，同时又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大类。每一个高的层级出现，都意味着人类的一个新方向的出现，同时，高层级的文化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中，相对于仍处在以前层级上的文化，具有质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更高阶段的文化，在本体论上拥有更高的文化真理，只是意味着在生存论上具有质的优势。区别这两点，对于思考文化的发展是重要的。然而，发展的层级对于文化的分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编《美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 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二〇〇六》（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中写“艺术学”一章。（为教育部年度专项项目）。 《美学导论》（第二版）和《美育教程》两书入选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 发表韩文短文四篇：《作为现代符号象征的中山陵》（《中国时事月刊》第一期），《个园与文人园林心态》（《中国时事月刊》第二期），《从东方明珠读解中国》（《中国时事月刊》第三期），《黄鹤楼与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时事月刊》第四期）。用中文撰写，由其韩国研究生李咏娥译成韩文。 参加韩国东方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研究所在北京主办的第一届韩中书艺深层论坛，作 《书法作为艺术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的主题发言，论文收在当时的会议论文集中。 参加刘大椿主编的 《百年学术精品提要》（文史与哲学卷）一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六）的编写，负责哲学部分，执笔写了毛泽东与《实践论》，朱光潜与《西方美学史》，李泽厚与《美的历程》，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简史》，张岱年与《中国哲学大纲》五个条目，并选了引文。 发表文章二十篇。 中国美学史思考五篇：《礼乐文化：理解先秦美学特色的一个路径》（《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第四期》），《格与唐代美学》（《中国美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二〇〇六），《计成〈园冶〉的园林美学体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五期），《李渔〈闲情偶寄〉的美学体系》（《哲学家》第一辑，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刘熙载〈艺概〉的美学体系》（《意象》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 国家基金项目两篇：《比较美学：中国与世界》（《江西社会科学》 第一期），《迪基 〈美学导论〉与中国美学原理写作的差异》（《人文杂志》第四期）。 其他美学文章两篇 《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历程》（《天津社会科学》第二期），《美育的几个基本问题》（《美学》第一辑，南京出版社，二〇〇六）。 文学文章三篇：《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补遗》（《文艺研究》第九期），《现代性话语对重述中国文学的学术意义》（《求是学刊》第三期），《〈城与市〉与刘恪之道》（《江汉论坛》第二期）。 与北京主题相关的四篇：《天安门体系比较研究》（《医学人文讲演录》，商务印书馆，二〇〇六），《紫禁城的文化遐想》（张安哥主编《孔目湖讲坛录》，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王府井步行街：中国转型时代的文化图像》（《西北师大学报》第三期，《新华文摘》二〇〇六年第十五期转载），《建筑中的现代中国》（《文艺争鸣》第四期）。 艺术与文化文章四篇：《艺术学在中国的体系性困惑》（《学术月刊》第十期），《西人说生死·甚解谁得之——读法克伦·雷蒙德〈埃及生死之书〉》（《中国图书评论》第十二期），《信仰与虚无：观察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个角度》（《立场》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在反思学术制度时注意关键词的设定》（《中国书评》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 二〇〇七年，五十三岁。 作为三位特邀专家之一出席韩国岭南大学召开的“美学与视觉文化”会议，用英文作了《从王府井步行街看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讲演，论文的韩文译文发表在会议的论文集中。 发表专著 《二十世纪中西美学原理体系比较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此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全书在对中西美学原理著作的时空演进的总体框架上，选了西方的五本著作（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朗菲德《审美态度》、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朗格《情感与形式》、迪基《美学导论》）和中国的五本著作（朱光潜《谈美》、王朝闻《美学概论》、李泽厚《美学四讲》、杨春时《美学》、张法《美学导论》）进行例证分析。特别是通过这十本著作的引文，分析出中西美学原理著作所依托的资料，而呈现其何以具有这样的视角。 与肖鹰、陶东风等合著《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撰写其中的《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一书。写了书中的第一篇《从百家讲学到百学说书》，对“百家讲坛”的起源、转变、转变的动因和转变后的特色，作了文化分析。 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二〇〇七》（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中写“艺术学”一章。（为教育部年度专项项目）。 获中国人民大学“九八五”项目，“为建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哲学体系而进行的资料体系准备和核心范畴准备”。由于项目所获经费并不支持原计划中所需要进行的内容，便把研究目标集中在关于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产生、演进、定型上，以后发表了系列论文。 五月，参加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东江赵守镐书画展”。赵守镐时年八十岁，为韩国书界的泰山北斗级人物。张法为其撰写的论文《挥笔纵横文人情，曲径通幽东亚心》，以中韩日三种文字收录在《艺术殿堂，特别招待，赵守镐书画展》一书中。 发表文章八篇。 属于国家社科基金结项的四篇：《略论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原理著作的演进》（《中州学刊》第一期），《后实践美学的美学体系——评杨春时的〈美学〉》（《贵州社会科学》第九期），《中西美学原理体系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四期），《朗菲德对审美心理学中三个问题的论述》（《江汉大学学报》第十一期）。 其他四篇：《走向前卫的文学理论的时空位置——从三本文学理论新著看中国文学理论的走向》（《文艺争鸣》 第十一期），《〈溪山琴况〉美学思想体系之新解》（《人文杂志》第五期），《后现代思想：起源、历史、定义》（《红旗文稿》第十七期），《中国文学在电子媒介主潮中已成的新貌和可能的特色》（《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 二〇〇八年，五十四岁。发表专著三本：一是《美学的中国话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是“中国当代哲学家丛书”中的一本。按照出版社要求，要显出作者的学术代表性，但因为字数和格式的要求，把内容限定在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比较美学三个方面。二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书中把中国美学史上具体体系性的重要著作《礼记·乐记》、《诗大序》、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郭熙《林泉高致》、计成《园冶》、徐上瀛《溪山琴况》、石涛《画语录》、金圣叹《水浒传评点》、叶燮《原诗》、王国维《人间词话》、刘熙载《艺概》、李渔《闲情偶寄》，进行了理论分析。三是《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一九七八-二〇〇八（艺术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这是教育部为庆祝改革开放三周年组织的哲学社会科学十八个一级学科各一本的学科发展报告，为教育部年度专项项目。虽然本书为张法独著，但为了十八本书的统一，作者栏写为“主编”，这些在书的“后记”中已说明。全书除引言“艺术学在中国高校的定位”之外，分为三编：第一编，艺术学三十年学术发展概况；第二编，艺术学三十年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重大关节；第三编，艺术学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展望。 主编《美学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 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二〇〇八》（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中写“艺术学”一章。（为教育部年度专项项目）。 《中国美学史》（第二版）入选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 发表文章十八篇。 艺术学文章五篇：《艺术学的中国形态》（《艺术评论》第七期），《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第七期），此文的内容是“艺术中的国家形象”；《走向艺术规律：改革开放初期艺术学的走向（之一）》（《当代文坛》第六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思潮在门类艺术中的同与异》（《艺术学研究》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艺术学的重要关键词：传统性与现代性》（《人文杂志》第六期）。 中国人民大学“九八五”项目文章两篇：一是《中国现代性以来思想史的五大观念》（《学术月刊》第六期），论述了“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五大观念的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缘起、演化以及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二是《中国现代哲学的现实缘起》（《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四期）。 美学文章六篇：《二十世纪中西美学原理的几点差异》（《文艺研究》第五期），《论中国古代美学体系性著作的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一期，《新华文摘》二〇〇八年第十一期转载），《先秦礼乐文化的体系性著作〈礼记乐记〉》（《意象》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诗大序的政治学美学体系》（《哲学家》第二辑，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审美类型：一九七八年以来研究进路》（《江苏社会科学》第四期），《回望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文艺争鸣》第一期）。 文学与文化文章三篇：《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看中国文学理论》（《贵州社会科学》第一期），《从三大文化现象看中国在媒介时代大众化与本土化的焦虑》（《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作为中国消费时代象征的美女和由美女象征的中国消费时代》（《艺术家·图像志·江衡》，学林出版社，二〇〇八）。 二〇〇九年，五十五岁。 任第六届国务院哲学科学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 审美文化研究所因某种原因改名为美学与现代艺术研究所，任所长。同时牛宏宝亦任所长。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教育部第一批教材《中国美学史》第一首席专家。 十二月，为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持该校的文艺学学科。 主编《美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 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二〇〇九》（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九）中写“艺术学”一章。（为教育部年度专项项目）。 在刘大椿主编的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二〇〇八-二○○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中写了“艺术学”一章。 发表文章十篇。 艺术学文章六篇：《主流电影：歧义下的电影学演进》（与博士生王莉莉合作，《文艺争鸣》第五期），《三个新概念歧义与近年来艺术学的演进》（与博士生王莉莉合作，《文艺研究》第九期），《流行音乐在改革开放中演成正果的历程》（《社会科学辑刊》第二期），《艺术学的当代话语：全球化与本土化》（《河北学刊》第二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潮音乐倾向的多样性》（《西北大学学报》第一期），《论主旋律艺术》（《甘肃社会科学》第一期）。 中国人民大学“九八五”项目文章两篇：《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从古代汉语型到现代汉语型的演化》（《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一期），《严复译词：内容、特征、命运、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二期）。 美学方面一篇：《史论合一型美学体系：迪基〈美学导论〉》（《外国美学》第十九期）。 还有《中国话语与世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贵州社会科学》第四期）。 二〇一〇年，五十六岁。 《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作为“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系列之一出版，这次出版加上了一篇新的前言和六篇附录。 作为第一作者，与张旭春、支宇、章辉合著《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一〇），这是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的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之一。 《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获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二〇一〇年度资助。 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二〇一〇》（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〇）中写“艺术学”一章。（为教育部年度专项项目）。 参加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至十五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亚洲艺术奖论坛 （Asia Art Award Forum），在四月十二日，以“怎样评价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前卫艺术和水墨画”（“How We Evaluate the Two Current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Avant-Garde Arts and Ink Painting”）为题，作主题讲演。英文稿收录进会议论文集中。 在中国人民大学“九八五”项目基础上进行了更深更广的扩展，而成为《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从世界思想史看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当代重建》一书，于此申报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 发表文章二十七篇。 文学与艺术文章六篇：《中国当前文艺学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第一期上半月），《水墨画会成为中国美术的文化象征吗》（《文艺争鸣》第二期下半月），《一种新的艺术史写作模式》（《文艺争鸣》第三期下半月），《艺术学的六大讨论焦点》（《文艺争鸣》第六期下半月），《音乐剧：在中国审美文化走向全球化中的位置》（《中山大学学报》第六期），《应当怎样写学科报告》（《文艺研究》第六期）。 美学文章三篇：《对江南美学三个方面的一些想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四期），《当前江南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六期，《新华文摘》二〇一一年第七期转载），《古代中国天下观中的中国美学》（《郑州大学学报》第五期）。 北京主题的两篇：《建筑的象征：天安门体系与现代中国象征》（《文艺争鸣》第十期下半月），《长安街与京城模式的演进》（《西北师大学报》第六期）。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文章十六篇：《从中西印思想比较看何以西方率先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人文杂志》第一期），《对印度文化的核心象征湿婆的读解》（《湘潭大学学报》第五期），《人是什么，中西印思想的不同向路》（《学术月刊》第十期，《新华文摘》二〇一一年第五期转载），《中国哲学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三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第四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观念：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想战线》第一期），《主体性、公民社会、公共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史的三大观念》（《社会科学》第三期），《中国现代哲学的内容演进和现代汉语语汇演进二重奏》（《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一期），《哲学辞典与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定型》（《阅江学刊》第四期），《共和国前期中国哲学的演进》（《东吴学术》第一期），《学术型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演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八期），《从四本哲学原理著作看中国当代哲学原理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五期），《中国台湾地区哲学原理的研究与写作》（《江苏社会科学》第三期），《西方当代哲学原理著作：类型与特质》（《江汉大学学报》第四期），《西方当代哲学原理著作：界定与结构》（《江汉大学学报》第五期），《论西方现代哲学的两大难题》（《贵州社会科学》第五期，《新华文摘》二〇一〇年第十九期转载），《从比较哲学看on（Being有/在/是）的问题 （上）》（《河北学刊》 第六期）。 二〇一一年，五十七岁。 发表专著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从世界思想史看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当代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此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全书分四编：第一编，中国现代哲学：缘起与初型，从三个方面即现实、语汇、思想讲中国现代哲学的缘起，其中语汇缘起是新探索。讲中国现代哲学概论是怎样在中西日俄语汇的互动中生成和定型下来的。第二编，中国现代哲学：革命化定型。讲中国现代哲学定型在中国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主要体现为四大哲学家即艾思奇、李达、杨献珍、毛泽东的论著。第三编，中国现代哲学：新时代的转向。从政治型哲学（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型哲学（主要体现为哲学的八大二级学科，特别是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和哲学原理在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演进，并把中国大陆的哲学原理与中国台湾的哲学原理和西方的哲学原理进行了比较。第四编，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讲了中国哲学的未来方向，应把四个统一进行，一是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哲学与改革哲学统一起来，二是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改革与整个中国现代史统一起来，把中国现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统一起来，把整个中国史与世界史统一起来。而在这四个统一中，关注中国、西方、印度三种不同思维模式在人类重大问题的不同思考，在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境界。 出版《美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在此版中对第一章做了较大的改动，突出了作为美学学科简史的性质。首先在aesthetics（美学）的产生里，加进了世界学界的新进展 〔如关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趣味（taste）在美学学科形成中的作用〕。其次，是较为重要的一点，把西方美学和非西方美学的两种类型突出了出来，特别是强调了非西方美学对美的把握有自身的不可代替的特点。第三，对西方美学现代以来的演进加入了新的材料和作了新的归纳。第四，对中国美学现代以来的演进，加了新的材料和作了新的归纳。第五，将美学定义和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作为知识性补充和论述。第三章增加了“美的建构与解构”一节，使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述和更鲜明的突出。第四章对美学类型划分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增加了三个小型，在悲的大类中增加“恐怖”小型，在喜的大类中增加了“媚世”和“堪鄙”两个小型。对美学类型划分的原理进行了一定的推进，特别突出了喜中的笑的两重内容。第六章做了一定的增改，主要增加了工具和火在被神圣化过程中对于人类心理感受模式演进的意义。 发表英文论文 “Redefine Literature through Chinese Culture：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① 载于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2011，No.3，ISSN 1673-7318。 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二〇一一》（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中写“艺术学”一章。（为教育部年度专项项目）。 作为第二主编与冯亚琳、张旭春一起主编重庆市社科重点基地“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的刊物《中外文化》，每年一期。 发表文章二十四篇。 艺术学文章三篇：《艺术学：复杂演进与术语纠缠》（《文艺研究》第三期），《艺术学：二〇一〇扫描》（《文艺争鸣》第四期下半月），《艺术学五大焦点及其后面的概念问题》（《文艺争鸣》第五期下半月）。 北京主题的文章两篇：《当代中国的京城模式：观念与现实》（《文艺争鸣》第三期下半月），《从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读解北京四大符号建筑》（《上海大学学报》第四期）。 美学文章十二篇：《美学：定义、经典、范围、内容》（《文艺争鸣》第九期上半月），《美的建构与解构——从美学原理的三大问题谈起》（《晋阳学刊》第六期），《全球化时代的灾难与美学新类型的寻求》（《社会科学研究》第二期），《媚世（kitsh）与堪鄙（camp）——从美学范畴体系的角度看当代西方的两个美学新范畴》（《当代文坛》第一期），《美学之丑：历史呈现与理论定位》（《贵州社会科学》第三期），《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第四期），《休闲与美学三题议》（《甘肃社会科学》第四期），《中国美学史：学科性质，提问方式，演进状况》（《学术月刊》第八期），《东吴与江南美学的四个方面》（《郑州大学学报》第四期），《西方美学：二十世纪以来的三大特征》（《探索与争鸣》第四期），《西方生态型美学：领域构成，美学基点，理论难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拉康美学的三个主题》（《中州学刊》第二期）。 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在内的哲学与文化文章七篇：《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on（being）在中文和梵语中是如何体现的》（《河北学刊》第一期），《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on（being）在俄、德、日、阿拉伯文中是如何体现的》（《河北学刊》第二期），《从理论的多源上理解拉康的镜像理论和主体结构理论》（《社会科学》第二期），《共和国前期四大哲学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确立》（《中国政法大学》第二期），《试论共和国前期哲学的话语方式——以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例》（《东吴学术》第二期），《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第三期），《先周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奠基作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第六期）。 二〇一二年，五十八岁。 发表文章二十七篇。 文学与艺术学文章六篇：《中国现代学术语汇的困境——以艺术学为例》（《探索与争鸣》第三期），《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文艺研究》第五期），《西方文论：多样命名，内容绞缠，复杂演进》（《文艺理论研究》第三期），《中国现代文论：在与世界互动中的复杂演进》（《文艺争鸣》第九期），《从中国文化资源重新定义文学》（《学术月刊》第五期），《三个关键词与一个学科的演进——文艺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文艺争鸣》第一期）。 美学文章十三篇：《美的本质问题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东吴学术》第四期），《生态型美学的三个问题》（《吉林大学学报》第一期），《西方生态型美学：解构传统、内在差异、全球汇通》（《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环境-景观-生态美学的当代意义》（《郑州大学学报》第五期），《西方理论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三种态度》（《中州学刊》第一期），《西方日常生活型美学：产生，要点，争论》（《江苏社会科学》第二期），《身体美学：话语缘起、中西异同、行进难点》（《社会科学辑刊》第三期），《以数列为核心的近代形式美》（《社会科学战线》第四期），《当代形式美的三个方面》（《中山大学学报》第五期），《秦汉美学：基本内容、两大重点与多面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秦汉的音乐宇宙》（《贵州社会科学》第七期），《江南美学在南朝的兴起与多面展开》（《甘肃社会科学》第五期），《从美学境界上遏止中国城市景观的平庸、缺失、雷同》（《探索与争鸣》第十二期）。 文化与哲学文章六篇：《〈吠陀〉经典中神话世界的印度特色》（《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第三期），《西方文化和文论中的image》（《河北学刊》第一期），《中国文化中的象》（《河北学刊》第二期），《印度文化中的形象及其展开》（《河北学刊》第三期），《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体系之语言分析》（《清华大学学报》第二期），《哲学语汇在中国文化中的古今之变与当代更新》（《东吴学术》第一期）。 北京主题的文章两篇：《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学和文化大国的象征体系和京城模式》（《城市文化评论》第八卷），《什刹海与北京的文化记忆》（《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三期）。 二〇一三年，五十九岁。 八月，参加世界美学大会 （波兰，克拉科夫），作“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是三种美学表现”的发言。 出版专著《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体系构架与关键语汇》（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由近八年的论文按体系逻辑编辑而成，分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三编，对这三个关键学科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以及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与世界的互动而建立这三个学科的基本语汇的复杂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把这些学科中一直困惑着中国学人的学科的基本语汇问题进行了梳理。文艺学即文学之学。在总名上，西方由古希腊中世纪的诗学主潮到文艺复兴时变为批评，进而在英语世界成为文学批评而在德俄世界成为文学科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语世界由文学批评转到文学理论，新旧互动产生一体三名，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文学批评。而中国呢，最初对接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而成为文学概论，后又对接德俄的文学科学而成文艺学，改革开放以后，再接受英语世界的文学理论，在这波澜壮阔而又五光十色的变换中，中国学界目前尚在文艺学和文学理论的绞缠中挣扎前行。艺术之学在西方，于古希腊之时以包括哲学之艺、科学之艺、工匠之艺、艺术之艺在内的普泛之艺出场，近代以后，产生了只有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文学在内的美的艺术，即美学亦即艺术哲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学人想把艺术之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打出了艺术科学的旗号，这场独立运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作为艺术体系总体的“一般艺术科学”，二是“艺术史”。运动的结果是：在把艺术史变成艺术科学上成功了，但这一成功了的艺术史，只是美术史（这给中国的艺术学术语混乱带来“祸根”）；在把艺术体系变成艺术科学上失败了，又回到艺术哲学（美学）上。中国在西方（以及日本用汉字对译西文）的影响下，对于艺术体系的总名，用了上艺、雅艺、美艺三词，后来定型为美术，最后定型为艺术。然而中国古代的艺术体系是以文为核心的，在按西方原义定为艺术的同时，文艺一词作为艺术的总名开始成型，自此以后，中国的艺术体系包括两个名称，艺术（西方原义）和文艺（中国新义），在前一名称中，艺术包括文学，在后一名称中，艺术是除了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门类的总称。而中国教育体系中作为学科体系的艺术学，正是排除掉文学之后的艺术学，而不是西方的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之学。中国学界目前尚在艺术和文艺这两词并置而又相互让对方的词义变得含混和多义的境况之中。美学，在西方有古希腊的美的本质追求，美是与世界和事物的其他内容关联而出现的。到近代，由英国夏夫兹伯里为代表的趣味理论，法国由巴托为代表的美的艺术，最后在德国形成aesthetics。但aesthetics不是美之学，而是感受之学，当然这感不是一般之感（sense）而是美感（aesthetics）。 但西方形成aesthetics（美学），在于：第一，把主体的知情意区分开来，美学是关于“情感”和“感性”的学问；第二，把事物的美与事物的其他内容（日常功利和概念知识）区分开来，形成关于事物的形式之美的学问；第三，事物的形式之美，主要体现在艺术上，艺术是与现实（功利）和知识（概念）不同的为追求美而产生出来的，因此，美学即艺术哲学。西人在复杂的绞缠中，现在也难定于一尊，中国在与西方（以及苏俄）的互动中，同样一变再变。目前正处在中西互看的求索之中。该书要做的就是要对文艺学、艺术学、美学的基本语汇展开语言清洗式的学术梳理，以让文艺学、艺术学、美学走向澄明。 发表文章二十三篇。 美学文章十篇：《大视野中的美学求索》（《民族艺术》第二期），《从中西印文化比较看形式美》（《贵州社会科学》第六期），《以比例为核心的古希腊形式美》（《西北大学学报》第五期），《重新定义一九〇〇年以来的西方美学》（《求是学刊》第二期，《新华文摘》二〇一三年第十一期转载），《新世纪西方美学新潮对西方美学的冲击和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文艺争鸣》第三期），《荣格美学的理论特色与全球视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中国古典美学的四大特点》（《文艺理论研究》第一期），《中国美学应当怎样写：历程、类型、争论》（《文艺争鸣》第一期），《中国美学史研究历程中的三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美学，城市化进程中亟待重视的问题》（《探索与争鸣》第十一期）。 北京主题的文章三篇：《京城审美景观的不同模式》（《当代文坛》第三期），《京城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自我定义》（《东吴学术》第三期），《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三次美学体现》（《甘肃社会科学》第六期） 文学文章两篇：《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定型》（《文艺研究》第九期），《怎样理解中国传统诗歌》（《学术月刊》第十二期） 哲学与文化文章五篇：《哲学基本概念事物在中文中应为何义》（《社会科学》第三期），《西方哲学中thing（事物）概念：起源、内蕴、演变》（《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论印度哲学中的事物》（《河北学刊》第三期），《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特色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第三期），《从四句哲学名言看西方哲学的特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四期，《新华文摘》二〇一三年第二十二期转载）。 参与“马工程”项目《中国文化概论》，写了一章中的初稿，分为三篇文章发表：《论中国文化从远古到先秦的塑形》（《东吴学术》第一期），《秦汉到隋唐文化的五个方面》（《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第三期），《中国古代后期文化的四个方面》（《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