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男，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生于河南汝南县城，原籍江西省婺源。一九五三年，学农业机械专业的父亲响应政府干部技术归队号召，由江西省九江市调到此地，参与创办直属河南省农业厅的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五十年代汝南县属信阳地区）。一九五八年，随母到已搬迁到信阳市的信阳农专，与父亲和姐姐团聚。 一九六二年，六岁。 九月，入信阳市红星小学。 一九六六年，十岁。 五月，“文革”爆发。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冲击，程光炜第一次看到社会阴暗面：“一天正与小伙伴玩耍，突然，一个邻居家的小孩飞奔而至，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大声对我说：‘快去看，批判你爸爸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待我跑去一看，只见在大礼堂北侧的墙上贴着一份约四五张白纸写的大字报，上面历数我父亲的各种‘罪行’。”“从那一天起，我的心灵深处就是灰蒙蒙的了。”①　程光炜：《燕山苍茫》，见《雨中听枫——文坛回忆与批评》，第33-34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内心的震惊疑惑，无以言表。 一九六八年，十二岁。 入信阳三中念书。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因“教育要革命”和挖防空洞防备苏修入侵。但常到母亲工作的信阳农专图书馆翻书，如《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红岩》、《红旗谱》、《小城春秋》、《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以及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等。 一九六九年，十三岁。 十二月，信阳农专撤销，全家老小随父母下放大别山区。一辆两吨半的苏联卡斯汽车载着六口人和简单行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数小时，傍晚抵达位于大山腹地的沙窝镇。父母将在镇中学任教。即将“扎根一辈子”，程光炜“平生第一次体验到‘绝望’这两个字”。②　程光炜：《绝望的体验》，见《踩空的踏板》，第12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一九七四年，十八岁。 三月，到新县八里公社胡冲茶场插队。三伏天抢收水稻，隆冬翻越大山砍柴。程光炜在艰苦环境中热衷读书，尤喜文学作品。除家里带来的欧美文学名著，又阅李瑛诗集《枣林村集》、《红花满山》，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郭小川诗选》等。开始诗歌创作。还给县广播站写新闻通讯稿，不久被县委宣传部抽调，采访长征途中和其他战争中掉队回乡的老红军，集体撰写的长篇报道《他们还在继续战斗》，在《河南日报》发表。 一九七七年，二十一岁。 春，跟随副县长进入许湾的县修路指挥部做宣传报道。工作“是穿梭在开山劈路、硝烟四起、而且随时可能炸死人砸死人的工地上，尽可能从神情木讷的民工的口中，搜集各种英雄的事迹，然后，再绘声绘色地编成大小不同的稿件，通过县广播站鼓舞十几万民工的士气”。①　程光炜：《恢复高考二十年》，见《踩空的踏板》，第12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十月，父亲来信告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白天上班，夜晚则在指挥部某仓库复习。 一九七八年，二十二岁。 三月，入河南大学中文系。任七七级一班副班长。该校学术空气浓厚，中文系任访秋、高文等一批老教授。图书馆藏书宏富，程光炜在老图书馆地下室通读所有《诗刊》、《人民文学》。与吉林大学学生徐敬亚、武汉大学学生王家新开始通信。大学期间的他“只想把自己满腹的感情和思考倾吐给时代”，“当一个出人头地的诗人，成了我当时的梦想”。②　韩爱平编著：《河南大学作家群》，第53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一九七九年，二十三岁。 在《奔流》上发表诗作《天不亮》、《水桶不见了》（第二期），《梦啊，银色的小河》（第三期）。此间，程光炜常与艺术系青年教师孔令更、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易殿选、中文系七八级学生王峙军和陈守中聚于孔氏宿舍，纵酒谈诗，朦胧诗是主要话题。 一九八〇年，二十四岁。 诗作《茶山啊，从没这么多的关》，发表在《奔流》第三期。《记忆上的小花》刊于第四期（四首）。这组诗的发表，使程光炜大受鼓舞，夸张些说是“改变了一生发展的方向”。平生第一次领取四十元稿费，购置衣物、棉鞋，寄往在江苏无锡读大学的弟弟。 一九八一年，二十五岁。 《秋雨恩情》、《柳》，发表在《奔流》第二期。 《抒情诗四首》发表在《飞天》第七期。次年，公刘撰文评价该栏目时，称赞作者诗风之多变，朦胧体的《永远的伙伴》则以“繁复多变的吟咏以及丰富多姿的形象”获得艺术上的成功。③　公刘：《〈大学生诗苑〉漫评》，《飞天》1981年第12期。 诗作《在森林里》，刊于《奔流》第十一期。 一九八二年，二十六岁。 诗作《我们走向处女地》（《飞天》第一期），该篇获“《飞天》一九八二年大学生诗歌奖”。 一月，大学毕业。欲去郑州《百花园》杂志做文艺编辑，后愿望落空，被分配到郑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处。 工作之余，仍勤奋写诗。《天空》刊于《诗刊》第五期；《回到北方》刊于《人民文学》第九期。 十月一日，与恋爱三年大学同班女同学结婚，赴武汉、上海、杭州和无锡等地旅行。 一九八三年，二十七岁。 因厌倦行政事务，程光炜产生弃政从文念头，决定离开公务员岗位。 六月，正式调至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受大学重学术轻创作风气影响，写诗兴趣减弱，开始转向诗歌研究和批评。 一九八四年，二十八岁。 二月，农历大年初一。患肺气肿的父亲因被误诊，在学校附近的部队医院病亡，享年五十九岁。是夜大雪纷飞，程光炜轮班照顾父亲，目睹父亲离世。父亲骨灰在家中存放多年，一九九五年始迁至故乡江西婺源县城回头岭的家族墓地安葬。 十月，诗作《绿色旗在前方挥起了》，发表在《诗刊》第十期。 一九八五年，二十九岁。 在《诗刊》第五期上发表《波浪之歌》（组诗），包括《飓风》、《潮汐》、《致海鸥》、《黑礁石》。 十二月，携母亲、妻儿离开河南，受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王念孔教授之邀，到该系任教。 本年，程光炜与孔令更的诗歌合集《相聚在雨后的密林》，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八六年，三十岁。 诗作《大路上》，发表在《星星》第一期；《溪流（外一首）》，发表在《诗刊》第六期。 本时期，程光炜“作诗的热情逐渐减退”，愈加倾心于“现代意义的诗歌批评”。他撰写的跟踪式的诗歌批评文章，大量见于红极一时的《诗歌报》等报刊，对“第三代诗人”的大胆艺术探索给予热情支持。与陈超、唐晓渡一起，对先锋诗在八十年代中期的迅猛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年，发表的诗歌研究文章有《诗的现代意识与艺术功能》（《诗刊》第二期），《诗的抽象化与感情浮泛》（《星星》第五期），《诗的现代意识与社会功能——与谢冕同志商榷》（《文学评论》第四期）。 一九九〇年，三十四岁。 五月，论文《心灵的祭典——读〈未凡情诗选〉》，发表在《诗刊》第四期；《梦的痉挛与其狂悖的痛楚——张烨诗的心理透视》，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 十二月，专著《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二年，三十六岁。 六月，由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 九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中国新诗研究专家陆耀东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思潮和新诗史。陆耀东严格的学院式训练，对程光炜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十月，编著《台港小品文精品鉴赏》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三年，三十七岁。 《何其芳、卞之琳和艾青四十年代的创作心态》发表在《文学评论》第五期。《热点文学五人谈》，发表在《社会科学动态》第六期（《新华文摘》第九期转载）。 一九九五年，三十九岁。 六月，获文学博士学位。武汉大学本届毕业的七十二名博士生，除哲学系姚姓博士和程光炜分别到中山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其余大多改行。为此，武大研究生院为程、姚两位博士颁发锦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奖励绸缎被面一幅。 七月三十日，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担任教授。 一九九七年，四十一岁。 发表长篇评论《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山花》第十一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此为诗选《岁月的遗照》序言。程光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说法进行了理论界定，提出“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文中提出的“九十年代诗歌”、“叙事性”、“反讽”等概念，逐渐成为研究九十年代诗歌的关键词。 一九九八年，四十二岁。 三月至十月，在韩国韩瑞大学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访韩一瞥》、《雪中小忆》等随笔文章记录了韩国印象和各校教授的交往。 在关注诗歌创作同时，程光炜还对艾青、李瑛等重要诗人进行了历史性分析，这是二十一世纪以后，他逐渐将注意力从诗歌批评转向文学史研究的前兆。这一系列的论文有《闻一多新诗理论探索》（《文学评论》第二期），《诗人李白凤先生》（《读书》第三期），《艾青在一九五六年前后》（《天涯》第二期），《从延安到张家口——日本投降后艾青活动的一个侧面》（《新文学史料》第二期）。 本年，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九十年代诗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洪子诚教授主编“九十年代文学书系”之一种。诗选的出版成为一个导火索，推动先锋诗歌阵营的迅速分化。程光炜在韩国，不知自己已成为国内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的焦点人物，被持“民间写作”立场的诗人攻击，有些还是相交多年的朋友。程光炜的个人情感受到伤害，过去对诗歌那种浪漫天真的幻想，遂生变化。 一九九九年，四十三岁。 一月，专著《艾青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获第十四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一九九九年度北京市优秀图书二等奖。 在《找回一个权威》（《山花》第六期），《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对一场争论的回答》（《大家》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〇年第七期转载）中，程光炜回应了那场围绕九十年代新诗的争论，同时通过对新诗历史的梳理，坚信其仍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还有《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论刘震云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十二期转载），《无言的悲伤——穆旦〈冬·之一〉读后》（《人民文学》第十一期），《文学理想的陷阱——对九十年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点思考》（《文学前沿》第十二期）等。 二〇〇〇年，四十四岁。 七月，程光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评论集《雨中听枫》，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借“凭吊历史”的视角，也希望有对一代人曾有过的精神探索尝试做些回顾和反省。 这一年，程光炜开始调整研究领域，将重心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转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来，并尝试进行“十七年文学”研究。发表论文《文艺黑线专政》（《南方文坛》第四期），《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文献“解密”问题》（《文学前沿》第二期），《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南方文坛》第六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一期转载）。程光炜认为，不应对这段历史和一代人的精神“遭遇”采取仰视或俯视的研究视角，而是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面对它。这是他后来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态度。 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二〇〇一年，四十五岁。 四月，出版学术随笔集《踩空的踏板》（云南人民出版社），表达对世纪之交文化状况的关怀。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走进当代的鲁、郭、茅、巴、老、曹”。 本年度，陆续发表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的论文有《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学评论》第六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二年第三期转载），《牺牲的意义——关于五十-七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英雄形象的重新思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周扬与当代文学》（《东方文化》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论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姚文元与文学激进主义思潮》（《粤海风》第十期）等。 二〇〇二年，四十六岁。 一月，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开始招生博士研究生。 同月，评论集《程光炜诗歌时评》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月，随笔集《东亚的想象》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论文《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和〈红岩〉的创作策略》（《南方文坛》第三期），《“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南方文坛》第四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期转载），《特殊时代的文化记忆》（《博览群书》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期转载），《郭沫若后期的文化心态》（《新文学史料》第十一期），《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花城》第六期），《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的文化观察》（《天涯》第六期）。 本年度，任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文学艺术评议组组长。 二〇〇三年，四十七岁。 十二月，著作《中国当代诗歌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年度，程光炜发表的论文有《多元共生的时代——试论四十年代的文人集团》（《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林海雪原〉的现代传奇与写真》（《南开学报》第六期），《从书斋到社会——略谈清末新知识界社会角色的变动》（《江苏社会科学》第二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郭沫若与〈蔡文姬〉》（《粤海风》第一期），《“想象”鲁迅——当代的鲁迅研究及其他》（《南方文坛》第四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九期转载）等。 二〇〇四年，四十八岁。 一月，著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标志着程光炜从一个文学批评家向文学史家、从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批判研究向知识考古研究的重心转移”。①　梁鸿：《程光炜：“知识—社会学”批评及其历史意识》，《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六月，与洪子诚教授共同编选的《朦胧诗新编》，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表论文《〈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三期转载），《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南都学坛》第一期、《新华文摘》第八期转载），《艰难的心路历程——五六十年代巴金、曹禺创作双论》（《南方文坛》第三期），《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叙事”问题》（《文学评论》第二期），《知识·权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侧面》（《河北学刊》第五期），《“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经典”的》（《南方文坛》第四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期转载），《〈文艺报〉“编者按”简论》（《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一期转载）等。 二〇〇五年，四十九岁。 一月，程光炜与孟繁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学界认为相较洪著和陈著，②　此处所指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更为强调“知识的重组与陌生化”，“以现代性作为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特征”，③　王学谦：《知识的重组与陌生化——读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是在“追求整体的文学史”方面的可贵成果。 五月，由近年研究十七年文学的论文结集而成的著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六月，与张中良、李怡教授受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之邀，赴台北中坜参加学术研讨会。 九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重返八十年代”的博士生讨论课。对象是以博士生为主，每学期拟定九个题目，分别由程光炜和博士生承担一至两个题目，分头查阅资料，撰写论文，然后在课堂上发布。最初设想，是想集中几年时间讨论和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文学史问题，培养博士生的问题意识，对其进行学术训练。希望结合学校的教学工作，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十月，受陕西师大中文系李震教授的邀请，做《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的讲演。此文是程光炜撰写系列性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问题的第一篇。 十一月，主编研究丛书《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发表两篇文章：《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转载）、《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前文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发现仅仅在二十多年间，“新时期文学”这一重要的文学史概念就经历了多次的颠覆、增删、质疑和重述，已经很难再把它放回到当时的“语境”之中。进而提出质疑，它是否还适合概括近三十年的文学现象？后文着重考察八十年代伤痕、寻根、先锋等各个文学流派自我形象的塑造过程，对它们的观点、分歧做简单清理，进而指出八十年代文学无论对经典的颠覆还是再建都含有鲜明的价值判断。 从《文艺研究》第一期开始，程光炜作为特约主持批评专栏文章，包括《重评“伤痕文学”》（第一期）、《重评“寻根文学”》（第三期）、《重评“先锋文学”》（第五期），对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提出质疑，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 这一时期，程光炜“投注最多的心力”的地方，大概是他这批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论文。有《“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文艺研究》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三期转载、《新华文摘》第六期转载），《“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四》（《南方文坛》第五期），《“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第十一期）。在他看来，回到“八十年代”，不是回到某些形式化、仪式化的口号，主要是回到“八十年代文学”所提出的我们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上去。“重读”是要清理一代人的历史记忆，通过知识考古学的途径对营造了一代人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作“返回”式的考察，①　程光炜：《八十年代文学与人的课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更多地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社会学研究”。 本年度，发表的文章还有《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文艺争鸣》第三期），《姿态写作的终结与无姿态写作的浮现·新世纪文学读记》（《文艺争鸣》第四期），《“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文艺争鸣》第六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六年第二期转载），《如何看待“新人新作”》（《文艺报》八月四日）。 获第四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提名”。 二〇〇六年，五十岁。 一月，随笔集《京北十年》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至今为止，我国的当代思想史、文学史始终奇缺的是对‘同代人’精神状态史的研究”。主张“与之调整到‘互动’的、‘同情’的和稍有‘距离’的状态”，“以‘当事人’的身份‘重返当代’”。②　程光炜：《以“人”为中心》，见《京北十年》，第24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六月，出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当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并任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 同月，受四川大学中文系陈思远教授邀请，做《评价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当时是讲演提纲，两年后整理成同名文章发表。 十二月，学术随笔集《文字中的历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年度，程光炜与李杨共同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辟“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他们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希望“挖掘在八十年代知识建构过程中被遗失、压抑或被扭曲的一些元素，重现被遗忘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③　程光炜、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程光炜发表的“重返八十年代”的论文还有，《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六期转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第七期），《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南方文坛》第六期），《如何“现代”，怎样“寻根”——重读韩少功〈爸爸爸〉》（《上海文化》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小说〈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五期转载）。这些论文多将研究的重点放置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有争议的文本和文学现象上，采用历史还原的方式，去发现“八十年代”的被建构性与生成性。 本年度，程光炜发表的文章还有，《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二期转载），《小说的承担——新世纪文学读记》（《文艺争鸣》第四期），《文化市场·文学·作家表现力》（《探索与争鸣》第十一期）、《“新时期文学”的再叙述》（《文艺报》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第六期）。 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 二〇〇七年，五十一岁。 六月，赴台湾参加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议。 七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该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九月，应张清华教授之约，为北师大中文系博士生做《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的讲座。 本年度，程光炜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集中在《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及《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第七期、《新华文摘》第十九期转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这两篇论文中。论文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具有学科“自足性”的问题之所以一直令人疑惑，原因就在于它并未完成自身叙述的“历史化”过程，没有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一整套知识谱系。《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是程光炜另一篇讨论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重要文章，它的重心是如何理解“当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十月，参加北京市文联组织的学者代表团访问北欧四国（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前后半个月。访问内容，包括与芬兰文化教育部、瑞典教育部官员交流高等学校科研经费使用、项目申请及追踪最后科研成果等。 本年度，程光炜发表系列论文研究八十年代“主流文学”以及作家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包括《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期），《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我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以及《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第一期）、《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一期），《文学与传媒的几个问题》（《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大众传媒中文学批评的身份确认》（《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第二期），《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当代文坛》第四期）等。 二〇〇八年，五十二岁。 五月，受浙江大学中文系吴秀明教授邀请在该校讲演，题目为《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 六月，受吉林大学中文系张富贵教授邀请，做以《孙犁“复活”所牵涉到的文学史问题》为题的讲演。 本年是程光炜集中研究当代文学史问题，以讨论的方式回应相关研究的一个年份，他发表多篇论文来阐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问题。《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第四期、《新华文摘》第十三期转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期转载）此文可看作是他经过几年的思考后，对当代文学史研究问题的看法一次比较集中的展现。在程光炜看来，当代文学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它的“历史化”应该被提上日程。“‘历史化’观点的提出，针对的是始终把‘当代文学’当作‘当下文学’这种比较简单化的历史理解，是一种强调以研究者个体历史经验、文化记忆和创伤性经历为立足点，再加进‘个人理解’并能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状态的一种非常具体化的工作。”①　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讲演》（《文艺争鸣》第十一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〇九年第三期转载），涉及如何理解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除针对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之外，还牵涉到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当代社会、文学与学术史多重关系的理解。因此，该文发表后，文艺学研究界的同行还把它编入文艺学研究的多种论文集。 在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研究界多次开展了关于史料文献整理的讨论，有许多学者投入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受过现代文学研究训练的程光炜，在转入当代文学史研究之后，十分注意当代文学史料文献的收集整理，同时也著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为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在吉林大学文学院的讲演》（《文艺争鸣》第七期、《新华文摘》第十八期转载），《我们这代人的文学教育——由此想到小说家浩然》（《南方文坛》第四期）等。 本年度，程光炜发表的文章还有《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期），《“四次文代会”与一九七九年的多重接受》（《花城》第一期），《“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天涯》第三期），《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与多种评价标准》（《上海文学》第六期）等。 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〇〇九年，五十三岁。 一月，程光炜与孟繁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程光炜重新撰写了“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转型’”。 四月，论文集《文学史的兴起》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程光炜有关“文学史问题”的论文，试图将当代文学研究界堆积的诸多“共识”和“行规”，重新“问题化”。 五月，受华中师大中文系黄曼君教授的邀请，做《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的讲演。 九月，程光炜主编的“重返八十年代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洪子诚撰文称，“重返八十年代”是这些年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这方面，程光炜和他带领的几位年轻学者做了许多工作。他们通过审视、清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要文学事件以及相关的文学史叙述，重读重要文本，试图重叙、重释历史。①　洪子诚：《“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罗岗则从中找寻“程光炜的‘深意’所在”，认为“现代文学”也好，“当代文学”也罢，如果不能真实地面对复杂的历史和变动的现实，只能沦为概念的游戏，而“重返八十年代”所要激活的恰恰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曾经有过的回应“历史”与“现实”的那种“活力”。②　罗岗：《在“缝合”与“断裂”之间——两种文学史叙述与“重返八十年代”》，《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至二十五日上午，程光炜主持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贺桂梅，上海大学文学院蔡翔，《上海文化》主编吴亮，苏州大学文学院王尧、季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倪文尖等十余位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与会者提出，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实践过程和知识制度之后，打开的是整个当代文学历史的新视野。 十月，论文集《文学的今天和过去》，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 同月，受武汉大学中文系陈国恩教授邀请，在该校中文系做《“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的讲演。 十二月，受南京师大中文系朱晓进教授的邀请，做《一篇文章与对“伤痕文学“历史记忆和问题的检讨》的讲演。 本年度，程光炜还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坛变化、大众文学、新世纪文学兴起等进行了论述。《当代文学六十年通说》（《文艺争鸣》第十期）是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文章，可以看作当代文学“小史”。程光炜试图采用在政治史的框架里描述当代文学的传统方法，用“两个三十年”的时间来分述历史之脉络。 这一年，程光炜发表的文章还有，《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八十年代访谈录〉并论对“八十年代”的认识问题》（《文艺争鸣》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四期转载），《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重访八十年代的“五四”——我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兼谈其“当下性”问题》（《文艺争鸣》第五期、《新华文摘》二〇一〇年第五期转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研究》第十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一〇年第四期转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观问题》（《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第三期），《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五期），《“再解读”思潮与历史转型——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等一批著作为话题》（《上海文学》第五期），《在成堆的历史问题面前，不再心烦——读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华读书报》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代文学”的理解》（《中国文化报》十二月十一日），以及与栾梅健从《文艺争鸣》第三期开始主持“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反思”专栏。 三月，程光炜编选的《中国新诗总系·第六卷（一九六九-一九七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谢冕主编《中国新诗总系》分册。 八月，程光炜主持“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丁帆、李锐、阎连科、孙郁、王尧、王光东、张清华、格非、陈福民、王兆胜、劳马、梁鸿等学者、作家参会。诸位学者讨论了“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这一关涉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大问题。 二〇一〇年，五十四岁。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获第六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名师奖。 九至十二月，应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徐杰教授的邀请，担任该校中文系客座教授半年。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批评”两门课。 本年度，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着力点放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经典化、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研究的复杂关系解读。包括《“批评”与“作家作品”的差异性——谈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与作家作品之间没有被认识到的复杂关系》（《文艺争鸣》第九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文艺争鸣》第三期），《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当代文坛》第六期），《批评的力量——从两篇评论、一场对话看批评家与王安忆〈小鲍庄〉的关系》（《南方文坛》第四期）。 程光炜继续强调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提出文学史研究要有历史感和历史语境，在他看来，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指的就是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与“十七年”的“当代史”之间出于某些“根源性”矛盾和冲突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即如何坚持“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文学生态、文学秩序和文学成规。 秋，出席上海大学中文系蔡翔教授主持的“学术圆桌”会议，作《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社会学”》的讲演。 十月，应复旦大学中文系栾梅健教授的邀请，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讲演。 这一年，程光炜发表的文章还有《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文艺研究》第十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〇一一年一期转载），《文学研究的“参照性”问题》（《现代中文学刊》第五期），《余华的“毕加索时期”——以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九年写作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小说为例子》（《东吴学术》第二期），《由先锋小说的“改写”现象说起——我看苏童小说〈妇女生活〉》（《长城》第二期），《文学、历史和方法》（程光炜、杨庆祥《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 自《长城》第一期，程光炜与杨庆祥共同主持“文本与历史”栏目，主要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叙事文本（小说、报告文学等）为对象，通过文本细读来分析文本自身的修辞、结构和叙事逻辑，以及这一切与文学的周边（包括文学环境、文学制度、文学话语等）的复杂型构关系；与此同时，历史是如何进入文本的，并对文本的“生成”、传播、经典化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文本如何通过叙述来加入、应和、改变历史的想象和叙述，并最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二〇一一年，五十五岁。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学史资料长编”。 二月，二十六日，程光炜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持“重审伤痕文学历史叙述的可能性——阎连科新作《四书》、《发现小说》研讨会”。陈晓明、孟繁华、梁鸿、杨庆祥、阎连科、邱华栋、李洱、张悦然、林建法、李莎（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家）等出席研讨会。 十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召开张炜《你在高原》作品研讨会，这也是“著名作家进人大”第一场活动，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作家与批评家尤其是青年批评家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一方面把作家作品引入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渠道形成创作和批评的良性互动，从而直接介入到当代文学生产、传播和经典化的过程中。 五月，程光炜、杨庆祥主编的《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六月十一到十二日，程光炜主持的文学院文艺思潮研究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在北京友谊宾馆联合举办“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对近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而言，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陀、刘禾，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孙郁、姚丹、孙民乐、杨庆祥，日本和光大学加藤三由纪，上海大学蔡翔、任南南、李云，《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美国密执安大学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罗岗、倪文尖、黄平，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北京大学贺桂梅，台湾师范大学黄文倩等来自海内外诸多高校、研究机构的近四十位知名学者、青年教师及博士生参加会议，围绕一九八〇年代的重要作家路遥及其广泛传播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展开对一九八〇年代以来文学与社会相关议题的研讨。研讨会以主题发言与青年学者圆桌会议两种形式陆续展开，拓展讨论了研讨会主题下涵盖的“隐蔽的歧视政治”、“劳动者与劳动力”、“身份”等相关问题。 五月，著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程光炜提出，当代文学已经六十年了，应该可以看作历史现象了，这就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和现象，把它们当作“过去”的东西，否则，你很难拉开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很难保持研究的距离和张力。 十月，应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吴耀宗教授邀请，前往香港出席“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讨会”。 十一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与孟繁华合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合著）（第三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发表论文《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文艺争鸣》第十二期），该文显示程光炜的研究开始转向七十年小说，并提出它具有起点性的意义。程光炜提出，小说也是一种史料。在国家正史资料的可靠性大为贬值的历史时期里，小说作为鲜活生动的史料也许是最好的补充。研究者是在重温自己的历史。在他看来，目前的七十年代小说研究应该具备两种视角，一个是“新时期文学视角”，另一个是“七十年代视角”。它们是在一种新的辩证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视野。 本年度，程光炜采用“文本细读”与“文学社会学”结合的方式，写出了系列文章。他将社会学、历史学、知识考古学转化为问题视角，进而发现作品在其研究中，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内部的“作品系列”，而且是一连串的历史事实、社会实践和作家心灵操练之间的互动磨合。包括《小镇的娜拉——读王安忆小说〈妙妙〉》（《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颠倒的乡村——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当代文坛》第五期），《〈塔铺〉的高考——一九七〇年代末农村考生的政治经济学》（《上海文化》第二期），《香雪们的“一九八〇年代”——从小说〈哦，香雪〉和文学批评中折射的当时农村之一角》（《上海文学》第二期），《“我”与这个世界——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当代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南方文坛》第三期）等。 这一年，程光炜发表的文章还有，《文学批评琐谈》（《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在“寻根文学”周边》（《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四期转载），《汉语新文学中的洛夫诗歌》（《华文文学》第二期），《“当代文学”的理解：基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艺术评论》第六期），《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年代学”问题——程光炜教授访谈》（程光炜、颜水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六期），《感言：平淡生涯》（《文艺争鸣》第十二期），《文学批评之道》（《文艺报》九月十九日）。 从本年度四月开始，程光炜与杨庆祥、白亮在《长城》主持“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栏目，在他们看来，离开了文学编辑史的文学史，显而易见是一部残缺不全的至少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文学史。专栏试图通过“口述文学史”的方式对一九八〇年代文学的“编辑史”加以开掘和展开。 二〇一二年，五十六岁。 著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三月，编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的配套教材。 七月九日、十日，程光炜主持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共同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国际论坛（第二届）“小说的读法”主题研讨会在友谊宾馆召开。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福建省社科院院长南帆、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沈阳师范大学孟繁华、贺绍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罗鹏、台湾大学中文系梅家玲、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吴耀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福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清华，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和光大学加藤三由纪等众多海内外学者参会。王德威认为程光炜这次提出“小说的读法”这样一个研讨会，其实是回归基本面。它有一个非常素朴的欲求，就是我们自己无论在研究上还是教学上，怎么样回到最现实的一个层面，问问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待眼前各种各样虚构的文本，怎样从这些虚构的文本里面展现出来我们对于文本以外的各种不同生命层次的关切。诸位学者提供了高水准的会议论文，包括洪子诚《不同时间的〈鼠疫〉》、南帆阅读《古炉》之《剩余的细节》、许子东《〈兄弟〉的简单读法》、王德威《大河尽头》、陈晓明讨论刘震云《一万顶一万句》的《喊丧的幸存者》等等。程光炜采用“细读与历史”相结合的论文，也做出很好的实践，主要表现在《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第八期）。 这一年，程光炜的论文《文学的“超克”——再论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当代文坛》第一期），被视为研究七十年代小说起源性意义的一篇力作。在文章中，“超克”被内化为一种观察角度、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这篇转折年代的小说的“深层结构”，希望建立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小说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内在关联，并为八十年代文学之兴起寻求新的解释的可能性。 论文《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当代文坛》第三期），程光炜提出在学科历史化的视野中，逐步地建立作家的“文学年谱”，分门别类地把他们的文化地理背景、文学渊源和社会活动归入其中，加以具体细致和系统的整理，是需要重视的工作之一。在当时写作此文时，作者并没有意识到，“家世”研究对于当代小说家的重要。这篇文章可能只是一种朦胧的尝试，直到两年后的二○一四年秋冬，程光炜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埋头整理关于莫言的“家世”材料。 本年度，程光炜发表的论文还有《“八十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文艺研究》第二期、《新华文摘》第八期转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六期转载），《关于劳动的寓言——读〈人生〉》（《现代中文学刊》第三期），《十年回家——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与一九八〇年代“知青返城潮”》（《上海文学》第三期），《最为多情是妇人——读贾平凹小说〈黑氏〉》（《文艺争鸣》第十期），《焚书之后——读阎连科〈四书〉》（《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繁华落尽见真醇——读汪曾祺小说〈岁寒三友〉》（《当代文坛》第二期），《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第八期），以及《琴瑟和谐的心灵唱和》（《文艺报》十月十九日）。 本年度，程光炜开始在《文艺争鸣》主持“当代文学六十年”专栏，这个栏目的主旨是强调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它的范围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作家研究专辑，作家口述史讨论、年谱研究、作品辑佚、史料考证与质疑等等，是想把议论多年但始终没付诸实施的文学史研究，最终通过这个栏目来落实。程光炜主持的专栏还包括《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开始主持“细读与历史”栏目，在《小说评论》第三期开始主持“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专栏。 二〇一三年，五十七岁。 从本年初开始，程光炜在与学生一起做了近两年的“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之后，把“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讨论课课堂的重心转向“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上。论文《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文艺研究》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五期转载）即表明，程光炜将研究视角延至九十年代。在他看来，一九九三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是继“人道主义讨论”之后新时期文学的另一场大讨论，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规划和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场讨论对“文学与市场”以及相关的八九十年代文学转型问题，其实暴露出简单化粗暴化的倾向。因此，现在更重要的是对这种倾向做必要的清理性的反思。 《一九八七：结局或开始》（《上海文学》第二期），该文为池莉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发表二十五周年而作，以此寻找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关联性。《关于疾病的时代隐喻——重识史铁生》（《学术月刊》第七期），在程光炜看来，《我与地坛》首先是关于作家史铁生病残故事的文本。同时，置身于八十、九十年代这个历史巨变时刻，作者病残的身体已不再属于他自己，而这个作品也成为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隐喻。 这一年，程光炜参加的重要学术会议有：一月，与李洱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主持《九十年代文学——从“断裂问卷”与〈集体作业〉谈起》。七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与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合办的《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 六月，程光炜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合办的“小说工作坊”，围绕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苏童等作家的创作转型展开学术讨论。工作坊由李陀和程光炜主持，刘禾、杨庆祥等老师，以及在校博士生参与讨论。每次事先请两三位博士生准备，通过读材料、读作品，设计问题，然后再一一发言。工作从本年开始，进行了两年，二〇一五年因程光炜去澳门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而中断。后来，几次工作坊发言，经过几位研究生整理，陆续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等杂志，产生了一定影响。该书稿后以《放宽小说的视野——小说工作坊》结集出版。 十月，荣获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颁奖词对他数十年学术活动作出如此评价：“程光炜是近十年来有建树的当代文学史家之一。他以重返八十年代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对八十年代作家、作品、思潮、制度、刊物、事件的重新解释，深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他以文学史家的厚实与内敛的笔致，参与当下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一组被学界称为‘史家批评’的精彩文章，为当代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此同时，出席在沈阳举行的《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创刊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本年度，程光炜发表的文章还有《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南方文坛》第五期），《莫言的意义》（《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贾平凹与琴棋书画》（《当代文坛》第二期），《发现历史的“故事类型”——读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第二期），《论作品的寿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六期），《在“当代”与“历史”之间——程光炜教授访谈》（程光炜、魏华莹《学术月刊》第七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十一期转载）等。 二〇一四年，五十八岁。 一月，论文《〈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文学评论》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四期转载），程光炜试图寻找另一种路径，采用“历史发掘”的研究方式，整理张承志人生、思想和创作的历史地图。在他看来，当人道主义、思想解放的西方思想动力在九十年代转向微弱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把加以改造的六十年代的思想遗产重新投放到文学潮流之中来获得新动力，这目前看来也许只是张承志一个人的提案。 三月，论文集《七十年代小说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目前第一部集中讨论和研究中国七十年代小说的论文集。 四月，发表论文《张承志与鲁迅和〈史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程光炜指出，作家的读书里面有一个自己的“阅读书目”，这种阅读形成了他与许多经典作家和典籍的历史性相遇。该文通过张承志读鲁迅和《史记》的材料中，寻找与他九十年代前后思想和文学相匹配的因素，以期有一些发现和悟得。《读〈动物凶猛〉》（《文艺争鸣》第四期），在程光炜看来，这篇小说非常不简单地写出了大风暴边缘的“街边一角”，写出粗暴年代人们身上残存的一点点温情。在反映“文革”的小说中，这还是他头遭看到作家用这种叙述方式去塑造复杂独特的少年的形象。此文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〇一四年度“优秀论文奖”。 六月，国际小说工作坊二〇一四，以“莫言、贾平凹的文学世界”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九月二十日，应北师大张清华教授和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杜特莱教授邀请，与作家莫言、莫言女儿管笑笑、北大陈晓明教授、北师大张清华教授等一行乘机飞往法国，参加“莫言创作国际研讨会”。 十月十日，去山东高密参加“莫言与红高粱艺术节”活动。其间，参加莫言文学创作座谈会。 十月中旬，应澳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杰教授的邀请，时隔三年后，再次赴该校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 十二月底，受香港大学中文系詹杭伦教授的邀请，从澳门乘船抵香港，前往港大做《当代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讲演。 本年度，程光炜发表的论文还有，《山西人的地方志和白鹿原——〈白鹿原〉读记》（《文艺研究》第八期），《八九十年代“出走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双论》（《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重看“寻根思潮”》（《文艺争鸣》十一期）。 二〇一五年，五十九岁。 四月，出席林建法在苏州常熟理工学院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问题”研讨会。 七月，到武汉大学参加导师陆耀东教授“《新诗史》第三卷首发仪式暨诞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十九日上午，与师母、小隽及几十名师兄弟赴墓地拜望导师。下午研讨。接受各家媒体采访，回忆导师当年提携教导点滴，讲述第三卷撰写出版过程及其学术意义。 十月，去上海、扬州分别出席“九十年代文学”和“当代文论建设”两个研讨会。十八日，到沈阳出席《当代作家评论》二〇一四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活动。本年获奖有程光炜的《八九十年代“出走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双论》以及陈晓明、孟繁华、王宁、黄发有等的论文。 十月底，应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小林教授的邀请，在川大做《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困难和问题》的讲演。 十一月二十七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海外写作中心”举办的“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年度，写于澳门大学的《莫言家世考证》系列文章陆续见刊，包括《生平述略——莫言家世考证之一》（《南方文坛》第一期）、《家庭——莫言家世考证之二》（《文艺争鸣》第四期）、《教育——莫言家世考证之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八期）、《劳动生涯——莫言家世考证之四》（《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参军——莫言家世考证之五》（《当代文坛》第三期）、《创作——莫言家世考证》（《新文学史料》第三期）。程光炜的系列莫言家世考证文章，是基于他所提出的“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时候，大凡都会提出‘历史化’的问题”。“在历史化视野中，逐步地建立作家的‘文学年谱’，分门别类地把他们的文化地理背景、文学渊源和社会活动归入其中，加以具体细致和系统的整理，则是需要重视的工作”。①　程光炜：《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这一年，程光炜发表的论文还有《论格非的文学世界——以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为切口》（《文学评论》第二期），《六十年代人的小说观》（《文艺研究》第八期），《“八五文化热”三十年》（《文艺争鸣》第十期），《莫言与〈静静的顿河〉》（《南国学术》第三期），《莫言与高密东北乡》（《暨南学报》第三期），《别样的“八十年代”诗歌——读何向阳〈青衿〉有感》（《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三日）。 在《小说评论》开辟“作家六题”专栏，分别为：《作家与故乡》（第一期）、《作家与批评家》（第二期）、《作家与编辑》（第三期）、《作家与读者》（第四期）、《作家与阅读》（第五期）、《作家与文学史》（第六期）。 本年度，著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修订版），与李陀共同主编的编著《放宽小说的视野——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以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四百五十万字，杨庆祥、黄平分别编选上下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