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粤海风》的相识与交往是从朱竞（原《文艺争鸣》编辑）那里开始的，那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2003年的那个暑假，我结束了与教学有关的所有工作，忽然很是感慨。此前我已有过十多年的高校教龄，给学生上课自然不能说陌生。但读博停了三年，重新走上讲台却觉得有些不适应了。因为键盘、鼠标、PPT正在取代粉笔、黑板，教室则纷纷改造成多媒体教室，为学生放放电影讲讲课，似乎也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对于这些变化，我有些晕菜也感到震惊，于是就把这种困惑写成一封长邮件，说给了朋友聂尔听。不久，我收到聂尔的回复。我的描述让他“目瞪口呆”，他也谈起了他对文学教育的认识与理解。事后，我觉得这轮通信还有些意思，便为它取名为《电化教学时代的文学教育》，想给了某个刊物试试。

但我试过至少三个刊物，这个稿子也在外面游荡了将近一年时间，却均无结果。投给前两个刊物如泥牛入海，第三个刊物的编辑我认识，他给我的答复大概是，这种稿子并非论文，与刊物的风格不合，等等。这时候，我才想起朱竞跟我说起过一件事：除了忙活自己的刊物，她还成了《粤海风》的特约编审——帮这个刊物组稿。既如此，何不再试试《粤海风》？这样，我便把这个稿子给了朱竞，请她把关，并希望她向这家刊物推荐一下。

不久，这篇文字出现在《粤海风》（2004年第4期）上，我也开始了与它的正式交往。依稀记得另两篇稿子也依然是通过朱竞组过去的。而通过她的引荐，我也渐渐与徐南铁主编建立了联系。后来我估摸着哪篇稿子对了《粤海风》的路数，就直接发送给徐主编让他瞧瞧，这样就把朱竞绕过去了。绕过朱竞是觉得她越来越忙了，尤其是从2007年起，《文艺争鸣》改成了月刊，后来这本刊物又增加了“艺术版”，她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如此这般之后，我也就不好意思给她添乱了。但在与《粤海风》的相识上，我对朱竞朱大姐一直心存感激。在我的印象中，朱竞原本很像阿庆嫂，但这一次她却成了洪常青。她把我等吴琼花之辈“忽悠”到南国《粤海风》，莫非这就叫“常青指路”？

我似乎也是从2004年的第4期开始真正认识《粤海风》的，不仅是因为这一期上发表了我与聂尔的通信，更重要的是那上面还有一篇署名闰泉的文章：《精神的疾病还是精神的良药》。此文火力很猛，把钱中文、童庆炳、许明、鲁枢元等先生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或“文化诗学”批了个体无完肤。童庆炳先生是我的导师，反击闰泉者中有我的师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不便多言。但查阅当时的邮件，发现那段时间我与朱竞通信频繁。我们对批评者与反批评者都有坦率的看法，朱竞甚至还把《粤海风》上准备刊发的反批评者的文章先转我看，这样我也就事先知道了《粤海风》的一些动静。

就是这次“闰泉事件”，让我了解了《粤海风》的风格。闰泉文章有无道理、学理性如何是另一个问题，但《粤海风》敢于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它有个性，有担当，能给批评文章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它标明自己是“文化批评杂志”，所倡导的是“文化的现象批评，现象的文化批评”，可谓名副其实。后来我读多了《粤海风》，越发对这本杂志产生了敬意，因为许多读来痛快的好文章就是在这本杂志上见到的。像董健的《“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2006年第1期）、沙叶新的《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2006年第4期）、王彬彬的《革命与流氓》（2007年第5期）、黄应全的《学术声誉与学界的江湖化》（2008年第4期）、《身份尴尬的“文艺美学”》（2009年第2期）、惠雁冰的《也谈江青对“样板戏”的修改》（2010年第1期）、张箭飞等人的《看得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 》（2013年第1期 ）、李建军的《 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2013年第3期），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沙叶新先生的那篇文章还引发了我的一番思考，并形成了一篇文字，至今无法刊出。我还写过一篇《读〈粤海风〉2006年第4期》的博文，对该期杂志上的好文章逐一评点一番，大概那也是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吧。

应该是从2006年开始，《粤海风》开始给我赠阅刊物，而这份杂志也每每会被我带至床头，成为我睡前的读物。本雅明曾经论说过书与床的关系，我把他那句妙论改动俩字，便成了“书和杂志都可以被带到床上”。但实际上，可以被带到床上的杂志是不多的。《粤海风》能被我如此对待，说明它在我心目中位置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