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维波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张凯媛?|?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

编者按：

交流是一个与人类境况紧密相关的话题，围绕这个话题也衍生了一系列的讨论。本期《交流观念的辩证对话与德勒兹褶子模型的意义》一文从三种交流观念的辩证对话出发，将德勒兹的“褶子”模型放在互联网、数字技术融合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回归交流目的本身，建构出一种“和谐交流”的新模型。

MEDIA CULTURE

目前，现代性造成的文化同质化、文化霸权导致的价值观复制、人工智能带来的信息全景监视、传播社会造成的“身体多血症”、虚拟互动导致的个体生命活力的丧失、科层制管理绑架自媒体的自主性等问题日益凸显，构成了“交流的无奈”新的症候。本文通过对当前交流观念中几个重要取向的梳理，立足互联网作为元媒介的可供性，吸纳德勒兹“褶子”及其“和谐”观念中的合理要素，试图建构一种“和谐交流”模型，以对当前传播中遇到的身体与心灵、自我与他者、媒介与交流、差异与共同体等关键问题进行整合性的思考。研究思路上借鉴延森的视角，即“从媒介转向传播”，回到交流目的本身。

一

对话/撒播模式的辩证对话：交流中的他者性

彼得斯对传播问题的关注是基于“关于人类境况的一种视野”，集中在“交流性”上，社会组织中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传播交流问题的关键。

第一，不要试图建立“心灵融合”的观念，新的交流模型要尊重他者性。彼得斯认为，“同理心”可以成为道德霸权或意识形态，“同”的标准也可以是霸权；散播是“恕道”，是“和而不同”，是发现列维纳斯的“无限的他者”。在全球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同一性成为一种霸权，并带来无穷的矛盾，“现代性对话理论终将被它从基础上颠覆：对话的基础将不是‘心同理同'，不是‘交往理性'，因而对话也就不应是为了‘共识'、‘沟通'、‘一致性'，而是‘面对面'，让他者仍然是他者，差异仍然保持其差异。”

第二，“撒播”模式代表一种交流民主。彼得斯反对扭曲“对话”，推崇“撒播”的关键原因，是对“他者性”的发现、渴望和包容，对受众自主性的尊重、相信和呵护。彼得斯强调，交流从根本上说，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交流自我展示的样子就是要解决“语言、无限性、多样性”等难题，研究交流，就是“探究什么样的交流形式最适合人类的民主政治和道德生活”，大规模的民主制度需要规范性的、延伸和扩大的谈话和话语，我们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对各种符号的广泛撒播以及适情适景的交流。

第三，如何把握他者性与社会有机连结的统一。彼得斯首先批判了李普曼、伯奈斯和拉斯韦尔的“交流是舆论管理”的观念，因为他们在批判大众舆论无序化的同时把交流的霸权交给了“专家”；其次，批判了奥格登、查理兹认为交流是“语义之雾”消除的观念，因为它解决不了“我们周围狂乱的符号象征”；再次，批判了现代主义文学中“交流是自我城堡徒劳突围”的观念，它也没有给交流以出路。反之，他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的传统，他们认为交流是他者特性的揭示，在与他者的交流中见证自己的存在；同时肯定了杜威、米德、哈贝马斯等的传统，他们强调交流是行动参与协调。

二

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辩证对话：社会的互动交往

与彼得斯不同，凯瑞强调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合作、对话、仪式化的分享互动过程，并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他认为传播除了有信息传递功能之外，还起到“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建构并维系一个有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宽容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的功能。

相反，基于传递观的传播行为正消解着社会的有机连结。数字技术制造了虚拟主体（身体），它可以服务于人们远程交流或建构意义，但也可以沦为商业利益操控的虚假交流。在虚假交流中，精神分析发现的镜像误认和裸露癖、窥视癖问题以及鲍德里亚批判的超级真实问题是存在的，虚假交流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建构虚假意义，数字消费神话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表象存在。数字化交流中个体与虚拟主体建立一种什么关系，人们通过交流互动要实现怎样的目的，这是“仪式观”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