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受邀给《文艺争鸣》月刊写了篇卷头用的短文，谈1950年代中学里我亲历、亲见的“文学青年”（简称“文青”，如果我没有弄错，应该是“愤青”之前一族吧）的阅读情状。大意是那种只有政治年代兼文学年代才有的高涨的阅读热情，虽已不可再现，但社会上永远存在一种人叫“文学青年”，这是不会改变的。写罢意犹未尽，于是决定再来回忆一下当年文学青少年们的写作状况，以成姊妹篇。

当然，我之所以能谈这一题目，首先因我即是那个年代的一名“文青”！我的“文青”标准可不低：高中在校各科成绩差不多都应是5分，最差也不会低于4分（这是学苏联而改传统百分制为五分制的时期，5分相当于90分以上，4分应是80分左右。之后又改了回去，而两次都称自己为“改革”。像这类的“教育改革”数不胜数，与5分还是100分取士本身的优劣性质已无多大关系）；是阳光青年，什么集体活动都全身心地参加，很投入，不闭塞，热爱生活；语文的自主读写水平几乎接近大学生，阅读的兴趣遍及中外古今，尤其是苏俄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中国现当代的主要作家的作品大体都读了，并渐渐有了独立写作的要求。这样的“文青”每班都有一二名，语文课都是“越界”在学习的。一般并不引起教师的反感，反而有许多老师在明的暗的支持。比如作文，语文老师会同意我们几个人胀破题目。本来是写自己的一段生活的，我写成了自传；改写古典诗词为白话散文的文题，到我手里后来变成将一首唐绝句改编为电影剧本。因为教师也是这样引导的，将新创刊的《中国电影》杂志借给我们看，让我第一次通过夏衍知道了什么是电影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工作剧本。还告诉我们要长期阅读《文艺学习》杂志，甚至让我们参与一个短篇《天旱的时候》的讨论，写出批评意见寄给刊物。只要言之有物，教师允许我们写得长些。记得我写过一篇作文，有一本作文簿那么厚，老师不觉得增加了负担，因材施教，照批不误。在1957年前，时代的气氛在成人世界已经有点紧张，螺丝在渐渐拧紧，但高中生还不觉得。我16岁读高一，天真烂漫，打下了稍厚实的阅读基础之后，觉得作文课不难，还想自添砝码，鼓劲振翅，向课外的天地飞去，所以最后是课内写作的课外化。我很长时间在磨一篇故事叫 《在开往千山的公共汽车上》（千山后来成为本地著名的风景区），那篇作文题目在我日记的许多地方都闪现过，但我一直找不到原稿，不知道它写没写完。可能是老师和个别同学都读过了这篇东西，他们提出一堆修改建议，我就一直改下去，到最后弄到作文究竟得几分再也无人关心为止。

“文青”们的课外写作就五彩缤纷了，这种写作大量地发表在壁报、墙报、黑板报上面。每个班级都有编委会，编委会有编委，有主编。学校不大过问编辑情况，都是“文青”们的事情，写完的文字或者用粉笔抄写，或者用稿纸誊清（第一次抄稿纸的时候好激动）。上墙发表在班级的好一点的文字，有的会被推荐到学生会校编委会去，就格外荣耀了。我在班级长期担任编委会主编，对校编委会的高年级同学特别尊重，那仿佛是全校文青的“领袖”。后来一次在澡堂里听两位校编委的私下谈话，发现他们十分傲慢、俗气地在说及全国著名作家的稿费收入等等，从此我的尊重便降温不少（曾将此写入某篇《生活手记》）。这类墙报文字还可分节日性和经常性两大种，到了国庆或新年，校级出特大号，有的小说散文很有水平，读起来觉得不低于市报副刊，像模像样的。至于我编班级的墙报另起名为《我们的生活》，往往临时要写补白，写编后记，选文改文，排版规划，美术设计，以至于画报头、插图、尾花，这个锻炼真是太大了，使我终身受用。这种实际写作有大大小小的学校课外活动做后援，课外活动的活跃简直是如今学生无法想象的。每日下午三时以后，是各种小组在校内最活跃的时候。我参加了文学小组、美术小组的活动，甚至短时期参加过一个物理小组。各文学小组经常会邀请教师举行讲座，讨论学生的习作。全校有各种读书写作的报告会，支持着业余的自主写作。活动和集会常常是由“文青”们的写作做后台的：主题班会要有发言稿；演出节目有的需要创作，有的如剧本需要改编；过团日，开讲演会、故事会、时事会、联欢会都可能准备稿件，班级里的“写家”大有用武之地呵。至于向社会投稿，时常都是在“地下”进行。一封寄给省市报刊的稿件，只要在信封一角剪出个缺口，就可以不贴邮资通行无阻。但对退稿信就不免要遮掩一二了。有的文章是以集体名义写的，比如老师组织我们文学小组的成员参加《中国青年》杂志关于农业劳动和服装穿戴等的讨论，写成文字投稿就比较大方。我本人虽然没有在读高中阶段正式发表过作品，但校中高年级的同学确有文榜高中者。消息传来，三分羡嫉、七分为之高兴而四处传布的情景，到现在都还能清楚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