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是时代之“明镜”

《礼记·乐记》总结乐歌的历史变化情况时曾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艺术的形态风格不仅同艺术家的个性有关，而且同他浸染接续的时代精神有关。时代造就艺术，同时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现实、时代风貌，是时代之明镜。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严羽《沧浪诗话》中写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盛唐诗人于这种威加四夷、万邦慑服的时代，大抵胸襟开阔，意气昂扬，追求“鲸鱼碧海”的壮阔诗境，形成了雄壮、浑厚的“盛唐气象”。“诗痕所用，随运而移。”宋代江西诗派虽取法杜甫、韩愈、孟郊，其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永嘉四灵诗派虽取法贾岛、姚合，其诗却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达之气。所处时代不同，所作之诗终“形似”而不能“神似”矣。

“文质推移，与时俱化。”不存在某种能适合一切时代的艺术形态与风格。 古希腊“人神合一”的雕刻与神庙建筑追求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中世纪“神权至上”的宗教艺术造就“向上升华、天国无限”的神秘幻觉；20世纪初艺术作品中的无序感、对复制形式的追求充斥着现代主义“多余人”的焦虑与疏离；后现代主义艺术，虚拟、拼贴、大规模复制的大众文化剩下的只是自我身心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都负载着时代精神、理念心态、审美情趣。每个时代所造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艺术家与艺术作品必然深深反映其时代特征。

二、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艺术是时代之“良药”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艺术家应当“为时”“为世”以同情的笔触来书写所处时代的社会疾苦，人民激愤，以达到“救济人病，禅补时缺”的效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那些离开了社会，脱离于人民之外的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会被时代淘汰。

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熔炉》一遍一遍地用人性的黑暗炙烤着集体的良知，在引发韩国民众公愤后，国会修改了所谓“熔炉法”来加强对聋哑儿童的人权保护。无独有偶，由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在我国亦引起对卖高价药盘剥劳苦大众行为的阵阵谴责，“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一句台词击中时代弊病，引起观者共鸣。艺术绝不限于一己悲欢，绝不只是“轻烟般的烦恼”，艺术家应努力找寻一条可以使个性与社会效益相协调，艺术与时代反思相融合的道路，诊治时代杂病旧疾。

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艺术是时代之“灯炬”

梁启超提出“小说兴国论”并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艺术作为一种更高的，更远离经济基础的特殊的意识形态，与整座“金字塔”相互影响。故新文艺，可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乃至新人心，从而使文艺成为“指引国民精神前进的火光”。

文艺复兴从宗教外衣下探索人的价值，但丁以《神曲》谱写了摆脱神学束缚、解放人性的第一首“人曲”；社会问题剧在虚伪的社会关系中揭露资本主义弊病，易卜生以《玩偶之家》撰写“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新文化运动在封建桎梏中启发民主觉悟，鲁迅以《狂人日记》批判质问“吃人”的黑暗社会；抗日救援歌咏运动在入侵者蛮横的铁蹄下唤起民众爱国主义热情，聂耳以《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一曲“不朽的民族战歌”。文艺工作者要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的课题。

四、结语

艺术家不仅要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之素养，更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之心迹，欢乐时代的欢乐，忧患时代的忧患，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拳拳之心，竭尽心力地讲好时代故事，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1]刘飞.戴表元及其文学研究[D].复旦大学，2004.

[2]朱新农.姹紫嫣红总是春——论春节联欢晚会的时代性命题[J].电视时代，2010(2).

[3]廖志斌.浅谈刘勰“比兴”观对严羽“兴趣”说的影响[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