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2日，由谭五昌、陈旭光、柳忠秧、李遇春、谢有顺五位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发起的第四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长沙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清华美院清美艺术研究会、《文艺争鸣》杂志社、《当代文坛》杂志社、国际汉语诗歌协会共同主办，由《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云梦学刊》《创作与评论》杂志社、清美华艺文化机构协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谢有顺，清华美院清美艺术研究会会长、当代艺术批评家余润德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总发起人兼召集人谭五昌致开幕词，他重点对“新锐批评家”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强调“新锐”不仅指一种相对年轻的年龄状态，更是指一种敢于大胆言说、不断追求真知灼见、彰显敏锐学术思维的精神状态。论坛发起人李遇春、谢有顺随后分别对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举办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到位的阐释。 谭五昌、谢有顺、李遇春、余润德、樊星、昌切、古远清、柳忠秧、庄伟杰、毕光明、贺仲明、罗庆春、朱其、胡洪建、杨四平、方维保、路文彬、王双龙、余三定、王涘海、马新亚、刘晓希、郭冰茹、余泽梅、吴投文、任美衡、晏杰雄等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云梦学刊》《创作与评论》等学术期刊的负责人与代表近30人参加了本次论坛。此外，杨林、谭克修、黄曙辉、范文胜、路云等湖南本土实力诗人也应邀与会。与会人员紧紧围绕本次论坛“当下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的议题，就当下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及文化焦虑等核心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锐学术观点。 一、文化批评的困惑和危机 针对当下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与会作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当下文化批评研究者在普遍使用文化身份这一概念时，需要厘清身份与视点、身份与本土文学、身份与政治、文学与政治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真正属于中国经验的文化批评，切实推动中国文艺的发展。 武汉大学文学院昌切教授重点讨论了“视点与身份”，指出视角创作实际上是文化身份问题。大量的中国导演、作家、作品都是采用西方视点创作，比如张艺谋拍摄的早期电影、莫言的小说《蛙》、余华的小说《第七天》等。张艺谋作为一个中国导演，却刻意强调西方文化和编造子虚乌有的中国民俗，采用西方视点进行拍摄，因此他的文化身份十分暧昧。莫言的小说《蛙》涉及中国计划生育的问题，而计划生育问题是西方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常被指责侵犯人权。从余华80年代后期的作品直到新近根据新闻题材写成的小说《第七天》，都运用了西方视角，刻意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为什么众多的中国作家身份暧昧?昌切教授认为这是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扩散的结果，或者说帝国逻辑自然延伸的一种必然表现。从长远来看，西方视点导致中国作家的身份暧昧问题将会持续。目前的文化杂交状态只会令作家身份暧昧问题严重。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路文彬教授结合当下的中国语境，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抛弃身份概念，坚持无身份写作，承担社会责任。身份的英文是identity，亦可翻译为等同、同一，而一个事物等于自己，路教授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运用身份写作时，身份写作具有消极的负面解构意义，怀疑某一身份写作或者认同某一身份写作，实际上是歧视读者，造成创作者与阅读者沟通交流的艰难困境。同时过于强调的身份往往是自我单一的身份，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为了避免彼此的歧视困境，作家、批评家应坚持无身份写作，拥有责任意识。在当下，过于推崇“和”文化，导致了文学的异己之声很难进入主流文学和观众视野，使读者沦落为群氓。同时，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昧崇使得众多学者、教授不以教学、著书为业，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承担。作为知识分子不应受制于外部环境，努力摆脱不自由的状态，坚持自由创作、评论，承担历史的重担，坚持责任意识，用审美的眼光批判社会、反思自我。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贺仲明教授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批评家的精神高度，即文学的高度受制于精神的高度。精神高度的基本内涵有两点，一、对人类的关怀、人性的悲悯、爱与同情等善良的情感;二、哲学的思考，即存在的意义，延伸为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在当前的中国文学界，文学严重匮乏精神高度，很多作品缺少爱、公正、悲悯等情感。作家的精神高度非常低下，表现为:一、自私、偏狭等负面情感在作品中被大肆渲染、歌颂。二、作品中存在偏狭的情感，甚至充满了作家的个人私欲。三、作品中存在杜撰现象，许多作品编造了子虚乌有、骇人听闻的故事。从文学的整体情况看，对权力和金钱献媚的作品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文学界充满着铜臭之气。作家以文学为工具追名逐利，批评家肆意吹捧作品，不思公正。当下文学没有发出独立的声音，是由于在现实环境中，知识分子缺乏严谨的自我反思、自我解剖、自我批评精神，把一切罪过归咎于国民劣根性问题，而将自己排除在外。对此，文学应当审视传统，批判现实，不能为权力写作，而应为本土写作，对本土的优秀文学进行选择、甄别和继承发扬。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毕光明教授认为，新世纪以来，由于政党政治出现失误，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个背景上，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从业者，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意识，要求文学创作要直面现实，甚至干预现实。这促使人们要重新面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其中也隐含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文学隐含着政治也就影响到文学家的站位问题，即批评家应该以政治为本位，还是以文学为本位。实际上，文学批评家拥有的是双重身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可以选择国家立场，关心现实政治问题，追求社会正义与公平，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可以选择艺术立场，关注文学自身的发展，注重审美创造，不管如何选择，都关系到批评家的身份认同。文学批评家的选择，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人生本位，而人生本位必然是个人本位的。单纯采取国家立场的批评家，可能不会批判政治对人生造成的灾难，这样的批评家在现实中也不会善待他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就排斥政治。无论是作家或批评家，回避政治、远离政治都不合理，因为生活与人生都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但政治不应像很多中国人认为的就是夺权、搞阴谋、整人、谋私利等等，长期以来被污名化了的政治，而应是像阿伦特所理解的，政治是超越了生命必然性、暴力和强制之后人所从事的崇高而尊严的实践，政治无关乎统治，只有在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才会有政治实践活动。所以应该相信有另一种政治，干净的、坦坦荡荡的、有尊严的政治，即公民政治和民主政治。文学从来就是为人类传递正义的，因此文学批评家不可能不关心这样的政治。但毕光明教授也强调，文学批评不是政治活动，因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是审美。因此，面对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首先需要按照从审美创造规律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判断标准对作品进行分析评价，揭示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从而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播，实现作品的社会效益。作品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艺术生产的还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不惮于直接指出决定生活形态和人生命运的政治因素，在批评文学的同时也批评政治，在这个时候，批评家的双重文化身份得以显现。 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以“扎根本土的当代文学创作”为题，指出在当下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二是具有批判意识的人反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樊教授认为这些概念值得梳理，比如民粹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民粹主义者，但毫不影响他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西方，民族主义非常流行，在新世纪它是一个世界性的浪潮，不可抗拒。因此，文学研究应既要排除所谓“弘扬”的思维，也要与完全否定这种思维保持距离。举例而言，李泽厚既倡导启蒙，又回归孔子，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的融合符合当今时代要求。贾平凹既认同道家文化，也对民间的儒家文化保持了一种欣赏、肯定的态度。《白鹿原》则体现了当代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复杂的态度，既批判又弘扬。而现实远比某个主义与流派复杂得多，批评家应当超越“弘扬”“批判”，深入文本内部，还原文本、作家的复杂性。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引起世界的关注，在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活力和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当代文学创作深深扎根在本土文化中，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研究当代文学空间是广阔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提倡本土化的写作不仅意味着弘扬传统文化，也是还原本土文化的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够保存本土文化，超越所谓的主义之争，使文学充满活力。 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指出，建构批评家的主体身份，重塑批评家主体形象主要涉及两点。第一，文化资源的问题，即作家、批评家文化身份的问题。换言之，作家、批评家如何处理西方的现代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文学传统和中国的文学传统，抑或是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李教授认为批评家需要拆解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抛弃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悖论，评论家不能再完全地沿用原来的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文学定义，进行当代文学的批评，而应进行资源、背景方面的整合。当前的文学批评，存在模式化问题，一类是知识分子写作，一类是纯粹的口语写作，前者在炫耀才学，运用概念化的理论包装内容;后者泛泛而谈，口水话。上述两种模式均不可取，文艺批评应当从文本出发，提炼出属于文本本身的东西，而不是直接简单照搬西方概念、术语。李教授赞同“口语写作”，但是评论应当心中明白，言之凿凿，避免口水话的、白开水式的写作，提倡口语化的学术论文的写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教授认为，谈论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离不开全球化语境。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作家的身份认同应当依赖于本土经验、地域经验、中国经验、汉语表达和立场写作。比如，莫言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写作，他的文学思想接地气，意蕴深厚。一些作家、诗人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如张炜、欧阳江河，西川等。在中国文化与全球语境对接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真正有出息、有抱负的中国作家，应具有本土经验和全球性视野，并将二者有机融合。而在汉文化语境下，中国作家对文化的态度、文化身份的选择要持开放态度。汉族作家的身份，以汉文化为诉求，以汉语作为表达，并构成强势文化、主流文化;少数民族作家相对来说处于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的处境，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双语写作，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增加知名度，同时改写汉语的风貌，丰富汉语文学的美学格局，推动自我身份的认同进程。谭五昌指出民族的身份认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族文化的反向认同，即作为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二是作为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也认同。一个真正的作家，要做到开放包容，他不是单一的身份，他是合二为一的。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他可能既是东方诗人，又是西方诗人。这种文化身份是无限丰富的，内部之间是一种张力关系。 二、文化身份的焦虑和建构 新时期的文艺创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况，作家、批评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深受其影响。在当下，某些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身份发生错位现象。创作主体身份暧昧，局面令人担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可喜局面，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和谐共存，共同建构新时期的文艺创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以“偷渡作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为题，指出偷渡作家的文学创作透露出了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香港作家分为本土作家和外来作家。本土作家是指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作家，但他们大部分认为自己是香港作家，不是中国香港作家。至于为什么很多香港作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香港作家?古教授认为港督政府是该问题的始作俑者，它没有把香港人改造成英国人，而是把香港人变成了不是中国人，香港作家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香港文学的源头是大陆文学，香港作家必是中国作家。香港外来作家分两种，一种是按规定申请赴香港的，像张行健;一种是由于政治原因、或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等原因偷渡赴港的。偷渡作家对香港文学有着积极的贡献，首先，增加了香港文学的品种，在香港本土文学中独树一帜;其次，偷渡作家是香港文学的现行者;再者，偷渡作家推动了两岸三地的文学交流;最后，偷渡作家以独特的视角解剖现当代文学，出版了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偷渡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文学特征，即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们站在河的第三岸，秉承知识分子的良心，批评社会的不公，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保教授以“认同与迷失:文化身份的统一性问题”为题指出，每个人都有身份，且身份多样，并涉及到文化。作者、艺术家拥有某个身份，而其作品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身份。因身份之间的差异而导致冲突种类繁多，比如地域的冲突、民族的冲突、宗教的冲突等。法国发生的《查理周刊》事件充分说明了身份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彼此双方关系的紧张，破坏和谐相处的局面，最终走向暴力。世界和谐共存，民族、宗教之间融洽相处，实际上还涉及到文学、艺术。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比如说有的作品西化，有的作品中国化，有的作品古代气息非常明显，有的作品现代的特点十分鲜明等。在这种情况下，评论家很难归纳总结出文化身份的统一性。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批评者很难归纳出其统一的规律，这一规律并不总能符合所有的现当代作品。因此，各种各样的身份、文化特点、风格特色，彼此之间能够和睦共处，在于其多样性。而这条多样性的途径为不同文化身份的和谐相处开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余三定教授敏锐地感觉到了当下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身份错位现象。针对文艺研究者的文化身份，余教授指出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追求学问;第二独立思考;第三有担当精神;第四有理想主义。然而，现状是文艺研究界往往发生错位现象，身份认同改变。首先，追求学识、学问错位。当前，许多文艺工作者并不是追求真正的学识、学问，而是将其视为饭碗和职称评选的敲门砖、过河梯。第二，独立思考错位。文艺工作者抛弃了独立思考意识，人云亦云，视文学为投其所好、钻营取巧的利器，迎合评委的嗜好。第三，担当精神弱化。当下，图书作品存在着“谄媚市场，迎合时尚”的不良风气，作家用“圈子心态”阻击民间立场，用“贵族书写”遮蔽人民诉求。第四，理想主义衰落。在高校，理想主义者日益减少，急功近利者颇多。知识分子和当局管理者本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可知识分子刻意迎合管理者的口味，视学术为申报经费的工具，视课题为赢利的工具，理想主义式微。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谢有顺针对当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种典型文化现象，即文化身份焦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谢教授指出，文化焦虑症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症候，高校从事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在做文学研究时，无时不刻都在赶风研究，心态惶恐不安，恐落后于这个时代，处于焦虑之中，缺少平静从容的心境和独立思考的姿态。目前，高校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机会，投机取巧、申报诸多科研课题，而没有将学术的重点切切实实放在教书育人上。以网络文学研究为例，目前，网络文学研究火热，许多大学高校教师跟风前进，数量规模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仿佛大家都在担忧如果不介入网络文学的研究，就无法跟上文学发展形势。究其实际情况，这样的重复研究并未能真正促进文学的发展，反而浪费了高校资源。作为批评家就是要坚持文化立场，多研究精英文学与经典文学。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当代艺术批评家朱其从东方主义的含义出发，指出东方主义涵盖三个含义，一指泛地理概念，即东亚儒家圈、西亚的伊斯兰、西南亚的佛教圈、上古的埃及，君士坦丁堡时期的土耳其，一部分俄罗斯的东正教。二指文化定义，从感官的、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浑沌的、直观的层面理解。三指实践现象，指19世纪以来欧美的哲学、文学及艺术中现代性的副线，吸收了“东方”观念或形式，或者西方人在东方的题材，或者西方人写的想象性的东方题材。朱其从不同时期西方艺术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出发，对中西绘画进行了比较:中国文人画的综合境界仍高于西方绘画;写实主义只是一种科学方法，不是艺术的语言方法，作为一种造型的方法，不再是20世纪的西方绘画的重点，它只是作为观念绘画的技术手段;印象派的色彩与水墨成为并列的两个高峰体系;在抽象艺术方面，结构抽象是中国画传统所没有的(唐卡中有一些)，西方的线条抽象水平低于中国;在表现主义方面，线条和笔触的表现偏向于中国画不足的阳性，但境界没有阴性的笔触高。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院长罗庆春教授指出，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信仰的一个文学生态，中国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首先应该传承好自己的母语文明，然后用母语文明的精神体系跟汉语进行对话、交融、碰撞，融入到中国博大的、整体的文化主流中。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汉语是他们的第二母语，在某些少数民族里存在着双语写作，这种传统延续至今。双语写作的身份有时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比如，优美的彝文诗歌一旦翻译成汉语，因为文学审美标准的差异，就不一定是汉语里很好的诗歌。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在今天的中国缺乏发表的途径，不得不向国外的期刊投稿，长期以来只能在文化命运当中挣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许多民族又是跨境的。跨境民族文学在国内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外却是世界文学、国际文学、外国文学，然而目前国内对跨境民族文学的研究深度和力度显然不够，有待于深化和加强。 中山大学中文系郭冰茹教授认为，在创作中，向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吸取资源，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讨论文化身份问题，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伴随着80年代的西学热，在整个中国文坛弥漫着现代性的焦虑，出现了文化寻根运动，这种对于中国传统叙事经典的回溯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化身份的确立是一柄双刃剑。贾平凹《废都》将人物带入文本，打破了原本世情说，但未能很好地控制叙述人和故事人之间的距离，导致小说呈现出的知识分子苦难显得非常矫情。莫言在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上，把握住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风格，《生死疲劳》除了运用中国传统的生死轮回的结构之外，更主要的是将民间信仰转化为一种认知方式，推进了中国当代作家从对传统文学的表层结构借鉴，进入到认知方式层面。王安忆将写实推进了更高层次，90年代创作的《长恨歌》，到后来写的《天香》，运用写实的方法表达出了对中国传统的审美感受。格非的《人面桃花》在语言方面比较古典，但在整个故事的结构、甚至在叙述人在穿插叙事、叙事时间的布置方面，都运用了现代先锋的方式呈现。《江南三部曲》运用一种真妄的价值观贯穿在描写当下人的世象上面，在这个层面上接近古典的，在叙事技巧方面还是现代。要而言之，对中国传统的借鉴拓展了现代小说的写作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评判当代长篇小说的审美维度。回归当下，批评家在理论方面的建树还是较少，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走在理论的前面。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杨四平教授认为，海外学者、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汉学家的身份焦虑比中国学者的身份焦虑更加强烈。海外汉学家生长在异文化的环境，感受到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压力比国内的学者、作家更加强烈。评论界普遍认为的“中国性”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经典的重读与重写。而杨教授认为“中国性”的问题是非常庞杂的，且涉及到一种文化精神和形式的样态，中国性应该是对中国问题的追问。西方学者的学术专著引用了很多中国古典的典籍，包括《易经》等，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西方人，没有西方焦虑，也没有西方性问题，因为他们解决的都是西方的问题。反观中国在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他们不是在解决中国的文学问题，而是在解决西方理论的问题，比如李欧梵在解决现代性问题，夏志清的写作政治目的凸显。因此，中国性问题应该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仅是传统的典籍问题。 华侨大学文学院庄伟杰教授认为，作为在后殖民理论平台上被提出的“文化身份”命题，是全球化语境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能由于传统的文学理论或者现行的很多理论，已经无法从理论上支持我们所面对的越来越丰富的复杂文学现象，我们借助文化身份作为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切入口”，在研究海外华人流散文学这个领域，效果明显。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化身份研究也是一种诗学，因为它肯定和认同创作主体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从文学研究的外缘来看，它是一种语境式研究和文本式研究的相互呼应。因此，从文化身份视角来观照海外华人流散写作，有助于我们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或找到问题的关键，使一些纠结交错的问题在逐层审理之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研究海外流散文学给文学带来了五种思考，第一、族群变迁到身份迷思的转型和改写;第二、是生命移植与文化身份的游变或者重塑;第三、是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的变异或者混合;第四、审美价值与文化角色的再造或者游离;第五、混乱对话与文化性别的辨别和归位。 《创作与评论》杂志社编辑马新亚以“主体的暧昧与生成的艰难——由影视剧创作中的文化身份归属说开去”为题，指出尽管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电影中无处不在，但这些“中国形象”并没有文化意味。好莱坞的中国元素暴露出了中国文化的真空问题，展现了本土文化的自我放逐。“文化身份”概念作为“东方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衍生的概念，“好莱坞”不需要“文化身份”，因为其文化价值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并被奉为“现代性”的普世标准;第三世界国家需要“文化身份”，借以标示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中国符号”、“中国元素”背后是西方有色眼睛透视下的对中国的外在想象，这种想象无法抵达中国本土文化的价值内核。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撞中，“我们”需要有对抗性的反思和主体性的生成，而“我们”却是模糊暧昧的，惟有依靠“他者”获得暂时性的自我认同。主体性的暧昧是由于“中国主体性”的民族叙事的内在悖论和东西文化融合，已经很难区分二者文化的细微差别，提炼原汁原味的本土概念。同时，东西方文化传统源头存在着可通约的价值标准。要而言之，我们分清文化的外围、内核，文化的精华、糟粕，寻找民族“固有之血脉”需要着眼于其对历史/现实的能指，避免重蹈寻根文学的覆辙，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东西文化的激烈对撞中，正确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既不落后于时代潮流，又能确立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走出一条既坚持多元共生又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文化发展之路。 重庆大学外语学院余泽梅副教授以《老人与海》译本为例，分析了文学翻译中作家译者的性别差异。她指出男女作家在翻译国外文本会因性别差异、对原作的定位不同以及作家个人风格的不同导致译本之间出现差异。余教授通过张爱玲和余光中对海明威富有野兽美学的小说《老人与海》译本进行对比，认为张爱玲作为女性，缺乏对男性事业的熟悉和经验，缺乏对打斗场面的敏感性，因此，动词给人的画面是矜持的，有限的。相比之下，余光中则表现得得心应手，甚至还有欣赏之情。在对原作的定位上，两位作家也显示出不同:据宋淇在《私语张爱玲》中回忆，张爱玲对她翻译的这些美国文学作品都不喜欢，是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译，“惟一的例外，可能是《老人与海》”。而余光中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其次在个人风格上，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运用女性视角翻译，因此译本呈现柔性风格;余光中身为男性作家，通过语言实验使译本呈现刚性特色。译本的对比说明了译者自身的性别身份会在翻译语言中呈现出来，强化了译者的性别身份的建构。但是作品中的性别特质和性别的对应关系是男性—男性写作、女性—女性写作、男性—女性写作、女性—男性写作，余教授认为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湖南衡阳师范学院任美衡副教授以文学湘军视域中的衡阳作家群为例，对“文学土壤学”进行了思考与研究，重点讨论了“文学土壤学视域中的基层作家的身份诉求及其焦虑”。他指出“文学土壤学”，是指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基本存在形态的“底层”部分。由于成就的大小不同，每种文学史都分成了不同的层级，作家在文学史上有着或大或小的位置。在文学的历史上除了显性的大人物之外，还有着许多潜伏在底层的、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们，他们也在勤奋地创作，也可能出过不少作品，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终生与所谓的文学史“无缘”，然而，文学史绝对少不了他们。他们有这样几个特点，从而成为“文学土壤学”的本体构成:一、他们虽然不以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史的亮点，但他们却人数众多，无比钟情于文学，没有任何功利心理，只是为文学而文学;二、他们处在广大读者与著名作家之间，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既深接地气，又为文学界输送新鲜血液，从而延续了当代文脉;三、他们以自己的不懈创作，诠释了文学的基本含义。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溯源当代文学的最初萌芽;四、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本身的文学成就，而在于他们就像蓄水池，既容纳了文学发展所需的几乎全部条件、动力，又孕育了文学的无限可能性。他们是以沉默的姿态显示自己的存在的，是以期权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和意义的。他们就是广泛的文学土壤，任何伟大的文学都可以溯源到他们身上的。 中南大学文学院晏杰雄副教授以“中国文学中的‘湘西文化’现象”为题，指出湘西文学中的自传体叙述的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知识分子生活叙述的王跃文《爱历元年》，历史生活叙述的李怀荪《湘西秘史》，现代人生叙述的田耳《天体悬浮》等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湘西文学”现象，它来自湘西整体的生活，充满活力和自我生成的艺术。“湘西文化”现象的产生与湘西作家的文化身份有关，湘西作家一般分为少数民族身份与边地子民身份。湘西文化的核精神是一种水的品格和水的灵魂。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换言之，整个湘西的艺术精神、文学精神体现出一种“水处卑下，处众人之所恶，无所为而无不为”的精神，一种谦卑、隐忍的、自然的精神。湘西地处偏僻，很长一段时间未曾受到中原文化的侵染，原始文化形态保持相对完好，湘西文化形成巫文化、神异文化和自然文明，是一种直抵生命本原、直透事物本质的文化，在文艺作品中透出空灵神秘之气。湘西文学展现出一种原始活力，一种纯朴的、原初的价值取向。少数民族身份或边地身份，在文化上体现为原始文化的代言人，体现为水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为文学从生活来，从人生中来。如果说北方皇家文学是虚伪的，传统古代文化是知识主导的，那么湘西文学则是自然主义文学，是真正接地气的文学，它把内容和艺术形式化在对生活的直接描摹中。 三、诗歌创作中的文化身份与焦虑问题 本次论坛不但邀请了全国各地的新锐批评家，还有在诗歌批评领域颇具影响的学者、专家，湖南本土的多位著名诗人也出席了本次论坛，他们就诗歌创作中的文化身份与焦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颖、尖锐、富有创见的观点。 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柳忠秧，针对诗歌创作中的楚文化，以屈原李白的“偷情文化”为例，认为能够和古希腊相比肩的只有楚文化，不是中原文化。从文学史、美学史、文化史上讲，楚文化是极其伟大的。伟大的时代，思想自由，感情开放，讲话大胆，百家争鸣。屈原一生两次放逐，其间写的《天问》，因为叙事的宽敞，思想容量的广博，代表中国的史诗。现在楚文化的传统，中国诗歌目穷千里、上天入地的宽大叙事传统，都丢失了。楚文化的“骚体”，关键是一个“偷”。屈原是“偷情高手”，据说与楚王的妃子郑秀有私情。楚文化有一个特点，九界合一，屈原打通了所有的联系，与神同眠，与鬼共吟。伟大的唐朝造就了伟大的李白，他是没有任何约束，限制的。通过考证史书上记载的“赐金以还”等史料，认为李白与杨贵妃有染。柳院长总结出楚文化的六个特点，一是浪漫;二是血性;三是执着;四是智慧;五是狂放;六是治军天下。 湖南著名诗人范文胜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分析了当下的文化焦虑。他指出，对当下的文化焦虑深有体会，他的诗《硬币》表达的就是一种焦虑，是现实里自我内心的一种碰撞。“学富五车，书通二酉”两个成语出自他的故乡沅陵，沅陵是湘西的大门，是楚文化进入湘西地区以及“五溪蛮地”的一个咽喉，楚文化是我们的重要源头，而屈原就是经沅江从沅陵进入五溪写下《涉江》《橘颂》的。著名作家沈从文是湘西人，他曾写过“沅陵，美的让人心痛”。他的这个心痛就是文化焦虑，是一种特殊的身份的辨识问题。只有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才能明白沅陵是个什么样的身份，它美，但为什么让人心痛?其中就隐含了各种各样的身份问题。沈从文先生告诉的是一种从不同的角度去审省自己的问题，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更有未来的，与《天问》有异曲同工之妙。? 湖南著名诗人路云因为自己写诗，所以用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以我们中国三位诗人“不”的声音，对应西方六位诗人所发出的“是”，回应“焦虑”这一主题。他认为，焦虑在我们的写作，我们的思考中，是一种文化的对抗和渗透，是一种博弈。北岛，张枣，屈原代表中国的诗人，他们三个“不”闪耀了很多东西，包含某种言外之义。葡萄牙的佩索阿、以色列的阿米亥、美国的惠特曼、圣·卢西的亚沃尔科特、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荷尔德林代表西方的六位诗人，他们没有说“不”，他们诗歌中透出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我们的“不”要摁在什么地方，“不”的按钮要摁成什么，是否要摁成西方六位伟大诗人的“是”，这是我们的文化焦虑。路云还谈到，在常年的阅读中，努力搜寻那不可通约的、不可消解的、与大地相连的、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些灵魂和身影。他非常虔诚地看着他们的身影纵身一跃，跳进了虚无当中，就是那一跃，把根植于生命之中的一个“不”字，直接闪耀成弥漫天际之间的“是”。 《明天》主编、著名诗人谭克修在主旨发言中以“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为题，指出随着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类“地方性知识”，得到了广泛认知。但是当代汉语诗歌遭遇到了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代汉语诗歌像是蒙尘的乏味“经卷”，而完成这些“经卷”，散落在各地的、与时代保持着某种距离的诗人，却使当代汉语诗歌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可资骄傲的关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地方性知识”正在形成。他提倡在诗歌写作中建立精确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从诗歌的技术性角度来讲，地方性写作对加强诗歌时空的纵深感和精确性大有裨益。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在被文化殖民主义强行消灭之前，已经具有延续地方文化生命的某种使命意义。谭克修在写作中强调地方性，坚持三个维度，第一，是从“这里”出发。第二，是“个我方言”的发明。第三，是对地域性概念的超越。现在各地“孤独”的地方主义诗人，他们在世纪之交静悄悄地、又革命般地集体崛起，共同形成了当代汉语诗歌蔚为壮观的繁茂丛林景象。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新锐诗歌评论家吴投文重点讨论了“于坚的口语诗学及其内在路径”，他认为于坚是当代诗坛一直卓有成效地实践口语诗写作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写作始终在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内部寻求创新的可能性，始终贯穿着为抵达口语诗性和日常神性所作的全部努力，口语的诗性价值在于坚的诗学理论中一直居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乃至被确立为诗歌的基本价值维度。于坚的口语诗创作和他的诗学主张具有相互生成、相互印证的性质，表现为二位一体的关系，这也是确立其口语诗学的基础。于坚的口语诗学有其内在路径和基本构架，大致而言，可以落实到“拒绝隐喻”、“非升华”、“有意味的形式”等具体层面上，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具有体系性的特征。于坚的口语诗学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有效标本，值得在当代先锋诗学的层面上做深入的剖析。 《国际汉语诗歌》杂志执行主编、著名侗族诗人杨林从湖南诗人黄明祥诗歌的身份指认切入，认为巫术活动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源头，巫蛊文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包括三点:一、巫蛊文化对诗人身份的基本指认。二、巫蛊文化对诗意表达的根源反映。三、巫蛊文化对诗性抵达的趋向引领。他指出，湖南诗人黄明祥自小出生于湖南益阳梅山脚下，深受梅山文化的濡染，他坚持以自我思维为中心，敢于进行诗歌实验。梅山文化的渊源，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与实验中，有着更宏大的时间观、空间观，广泛运用了一些反向、悖逆视角，以及对“性”的膜拜，使得诗歌不受客观的限制，让诗性得到新奇、广阔的延伸。黄明祥在诗歌中，将自己对梅山文化的发展与重构、人性修复的缺失与重塑、人类理想的打破与重建，进行了换位思考，并将这些思考演绎成对现实的反讽、象征与隐喻，而诗人自我的缺失就反映在现实的整体缺失之中。 最后，谭五昌、王双龙、谢有顺对本届论坛做了总结性发言，认为本届论坛与会嘉宾的发言整体精彩，内涵丰富，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性意义，堪称一届颇为成功的批评家高端论坛，将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与研究本身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 FANG Tu-huan，WU Jie (School of Arts，Central China University，Changsha，，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