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受邀给《文艺争鸣》月刊写了篇卷头用的短文，谈1950年代中学里我亲历、亲见的“文学青年”（简称“文青”，如果我没有弄错，应该是“愤青”之前一族吧）的阅读情状。大意是那种只有政治年代兼文学年代才有的高涨的阅读热情，虽已不可再现，但社会上永远存在一种人叫“文学青年”，这是不会改变的。写罢意犹未尽，于是决定再来回忆一下当年文学青少年们的写作状况，以成姊妹篇。 当然，我之所以能谈这一题目，首先因我即是那个年代的一名“文青”！我的“文青”标准可不低：高中在校各科成绩差不多都应是5分，最差也不会低于4分（这是学苏联而改传统百分制为五分制的时期，5分相当于90分以上，4分应是80分左右。之后又改了回去，而两次都称自己为“改革”。像这类的“教育改革”数不胜数，与5分还是100分取士本身的优劣性质已无多大关系）；是阳光青年，什么集体活动都全身心地参加，很投入，不闭塞，热爱生活；语文的自主读写水平几乎接近大学生，阅读的兴趣遍及中外古今，尤其是苏俄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中国现当代的主要作家的作品大体都读了，并渐渐有了独立写作的要求。这样的“文青”每班都有一二名，语文课都是“越界”在学习的。一般并不引起教师的反感，反而有许多老师在明的暗的支持。比如作文，语文老师会同意我们几个人胀破题目。本来是写自己的一段生活的，我写成了自传；改写古典诗词为白话散文的文题，到我手里后来变成将一首唐绝句改编为电影剧本。因为教师也是这样引导的，将新创刊的《中国电影》杂志借给我们看，让我第一次通过夏衍知道了什么是电影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工作剧本。还告诉我们要长期阅读《文艺学习》杂志，甚至让我们参与一个短篇《天旱的时候》的讨论，写出批评意见寄给刊物。只要言之有物，教师允许我们写得长些。记得我写过一篇作文，有一本作文簿那么厚，老师不觉得增加了负担，因材施教，照批不误。在1957年前，时代的气氛在成人世界已经有点紧张，螺丝在渐渐拧紧，但高中生还不觉得。我16岁读高一，天真烂漫，打下了稍厚实的阅读基础之后，觉得作文课不难，还想自添砝码，鼓劲振翅，向课外的天地飞去，所以最后是课内写作的课外化。我很长时间在磨一篇故事叫 《在开往千山的公共汽车上》（千山后来成为本地著名的风景区），那篇作文题目在我日记的许多地方都闪现过，但我一直找不到原稿，不知道它写没写完。可能是老师和个别同学都读过了这篇东西，他们提出一堆修改建议，我就一直改下去，到最后弄到作文究竟得几分再也无人关心为止。 “文青”们的课外写作就五彩缤纷了，这种写作大量地发表在壁报、墙报、黑板报上面。每个班级都有编委会，编委会有编委，有主编。学校不大过问编辑情况，都是“文青”们的事情，写完的文字或者用粉笔抄写，或者用稿纸誊清（第一次抄稿纸的时候好激动）。上墙发表在班级的好一点的文字，有的会被推荐到学生会校编委会去，就格外荣耀了。我在班级长期担任编委会主编，对校编委会的高年级同学特别尊重，那仿佛是全校文青的“领袖”。后来一次在澡堂里听两位校编委的私下谈话，发现他们十分傲慢、俗气地在说及全国著名作家的稿费收入等等，从此我的尊重便降温不少（曾将此写入某篇《生活手记》）。这类墙报文字还可分节日性和经常性两大种，到了国庆或新年，校级出特大号，有的小说散文很有水平，读起来觉得不低于市报副刊，像模像样的。至于我编班级的墙报另起名为《我们的生活》，往往临时要写补白，写编后记，选文改文，排版规划，美术设计，以至于画报头、插图、尾花，这个锻炼真是太大了，使我终身受用。这种实际写作有大大小小的学校课外活动做后援，课外活动的活跃简直是如今学生无法想象的。每日下午三时以后，是各种小组在校内最活跃的时候。我参加了文学小组、美术小组的活动，甚至短时期参加过一个物理小组。各文学小组经常会邀请教师举行讲座，讨论学生的习作。全校有各种读书写作的报告会，支持着业余的自主写作。活动和集会常常是由“文青”们的写作做后台的：主题班会要有发言稿；演出节目有的需要创作，有的如剧本需要改编；过团日，开讲演会、故事会、时事会、联欢会都可能准备稿件，班级里的“写家”大有用武之地呵。至于向社会投稿，时常都是在“地下”进行。一封寄给省市报刊的稿件，只要在信封一角剪出个缺口，就可以不贴邮资通行无阻。但对退稿信就不免要遮掩一二了。有的文章是以集体名义写的，比如老师组织我们文学小组的成员参加《中国青年》杂志关于农业劳动和服装穿戴等的讨论，写成文字投稿就比较大方。我本人虽然没有在读高中阶段正式发表过作品，但校中高年级的同学确有文榜高中者。消息传来，三分羡嫉、七分为之高兴而四处传布的情景，到现在都还能清楚记得。 课外的“文青”写作，是不能用是否发表为标准的。他们毕竟年轻，处于练习习作的阶段，而从我手头现存的近百则“生活手记”中，恰能看到年轻时接近文学创作门槛的一种“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那是一种为创作做好准备的特殊文体，为“文青”普遍喜爱。至于“生活手记”的由来，恐怕要追溯到当年鼎鼎大名的文学普及刊物《文艺学习》（后来知道王瑶先生、乐黛云先生都与之有关）。据我手抄的一段来自该刊的文字推测，丁玲等名作家的提倡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生活手记”即片段写作，是经过观察和一定积累将自己周围生活中感兴趣的事物，譬如一件事、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一个眼色记下来。是记下具体形象，像是未来作品的一段一节，而不是像做鉴定那样子，写成“为人忠厚，埋头苦干”，“年轻热情，可惜不爱动脑筋”之类（体会什么是具体形象的写法）。此外，景物、场面也可记，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也可记；周围人的缺点可记，优点更要记，对自己的弱点更要用心记，要更多地进行自我解剖，让生活的敏感性、观察力和分析力，让思想修养和文字运用同时成长。如下面所选我1955年至1956年间（高一）写的四则“生活手记”便是一例。重录没有改动任何字句与标点，因是无标题文字，现冠以序号。每则之后，加了少量说明和批注。 （之一） 甲是我班的生活委员，是个女生。 她的性格特别的很。她的衣裳穿得不讲究，随随便便；看看她的书桌，乱七八糟。有一天，我问她要她的作文本，要看一看，她弯下腰在书桌里翻了起来，但却老半天没有翻出来，我说：“妳的书桌，大概是太乱了吧！”她反驳说：“谁说的，我的东西都放在书桌的一定地方的！”眼睛却瞥了自己那乱糟糟的书桌一眼。 她说起话来，就乱哆嗦，有时发出的声音就像那玻璃要碎了似的，与原来的声音一点也不一样（这是指当众说话。）。 她来到师范学校当了生活委员以来，已经哭了二次了。一次是班级拔草的每组分配没有分配好，大伙（连我也在）对她提出意见，大概提出的态度刺痛了她，她哭了一顿，另一次是她负责借来的温度表，不知叫谁弄打了，后来知道是谁，但却不大敢说，于是又哭了一顿。第二顿哭完，我讽刺她，她却对我说：“那人承认了。要不哭那人还要不承认哩！”我笑了笑，告诉她，那么以后就多哭。 她当生活委员以来，总是那样忙，什么事她都自己干，她倒也一点不埋怨。每顿饭她都吃的很慢，但吃完后总是要把桌面上的脏东西，用菜勺括到菜盆里去。每天晚自习下了以后，她都是最后走，在走以前总是把教室的窗户都关上，电灯都闭了。 她和我还好。 我却和她很好，因为我喜欢她。这是篇人物手记。人物，我多半按照生活所见的写老师、同学、家人和社会偶遇的，从实际出发来选择。可以看出，已经摆脱了一般好人好事的写法，正面形象也不避写缺陷。手记训练了我的观察力，“眼睛要亮，耳朵要尖”，“注意微小的东西”，“要越过事物的表面”。观察力和思想力总是并进的。我当时不知道已经批判了胡风“到处有生活”的观点，反是相信周围就有可写之人。 （之二） 56．7．26． 妈在看我新买的一本“广播歌选”，“……号——召——人民——福辉，扌字旁放个这念什么？喔是掀字，掀起——斗——争，红旗——飘——扬——在——上海街——头。嗤，这真叫怪，红旗飘在哪不行，一定要上海做什么！红旗飘扬在——井冈——山顶，怎么一会又井什么山了，真是一点不通。” 这手记只记了人物的一句话，多一句也没有，而且是实录。我母亲原是文盲，经过自修粗通文墨，依靠问字能够读浅近的报纸。但我写这段话已经过文学的演练，懂得从生活出发去观察、记忆、体验、认识而选择典型的话语了。与没有选择不同，典型话语是有雕镂典型人物的能力的。那时的政治风刮得还不够肃杀，用“井冈山”这样的文句做事例，不久以后便成大忌。 （之三） 丙把钱弄丢了。 没有钱，他决定把白裤子染成黑色，冬天可以穿。我挺同情他，为了使他节省点钱，把他的裤子拿回了家，让母亲替他染了染。他给我二角钱。 裤子染好了，我在星期x耽误了二堂晚自习替他拿了回来。 我进入宿舍，便把裤子给了他。 “吴福辉！你是为裤子特为到家去一趟的吗？那可太不好了。”他一边说一边把裤子接去，放在褥子底下。 “不是！”我真不是，因为我还上图书馆借了书。 “……” ——第二天早晨起床了。 丙突然问我：“吴福辉，那条裤子染了化了多钱？” “行了！算了吧！” “那还行了，告诉我吧！” “行了！差不多少钱，算了吧！” “那还行了，那以后谁也不能叫你干什么了，告诉我吧！” “……告诉你吧！染料一包是一角三分，染一条裤子用了二包，一共是二角六分，我妈都给垫上了，算了吧！” “……” ——过了一个月。 “……” ——过了一个年。 “……” 像个场面，用对话组成，内在的仍然围绕着人物这个中心。我对这位同学的看法有了微妙的变化。他是真贫困，如果这造成了他的小心眼，也不能全怪他。可是我那点助人的心思也就这样被他破坏无余了。那一晚他可能始终在转着一个念头：会不会剩下钱？至于这欠我六分钱的价值，今日的年轻人还真不要小觑它。我有另一则手记专写缴纳团费和学生会费的事情，明确记载了，那年头的学生会会费和团费仅一分钱，个别人多缴才是二分，六分也算是个钱哪。这类寻找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干预”和“讽刺”的写法并不稀奇。按照当年的习惯，我们在交流对生活的观感时，往往喜欢侈谈“矛盾”。我在笔记里写道：“在生活中发现矛盾，观察矛盾，研究矛盾，从而来表现矛盾！矛盾啊，无矛盾的作品是不存在的！矛盾！”还在旁边画一支长枪，在刺向一面盾牌。就这样，我在学习文学的过程里学会了怎样经过生活发现矛盾，发现微讽的元素。 （之四） 外面是一片银白世界。 小雪纷扬着，它使得一切都变成了白色。它不停地飞扬着落在那对面的山丘上，落在那大石头村的树梢上，落在秋收完了如今是光秃秃的原野上，还落在那一片简易住宅的每家的屋顶上。从简易住宅上空升起的炊烟，是淡淡的，垂直的，它升到上面，便变成了一片，远远望去像是薄薄的雾。 雪还是慢慢的落下来，慢慢的均匀的垂直的落下来。 一切东西都静止不动，承受着那白雪慢慢把自己遮盖起来，它们不喊冷，它们不叫怨，仿佛那雪的降落不是使他们寒冷，而使他们更纯洁了。 路上的行人依然是那样多，汽车依然是隆隆地来回开过；他们也仿佛感到那雪的降落不是使他们寒冷，而是叫他们在它的怀抱中，更加奋力工作，更加奋力去学习似的。 雪依然是慢慢的、均匀的下着，只是好像比刚才更慢了一些，更匀了一些，变得更小一些。 此篇写景，注重的是景物传达出的意境。我多次亲历过东北的大雪，或狂暴，或抖擞，而眼前让我感动的是一场安静的长久的小雪，是一种温柔的启示。我体验到这种纷纷扬扬的静雪的神韵，倾听到它的灵魂在呼吸、在怦动，然后融入我的感情，把它尽力描摹出来。这样写着，再配合上天然的极易领悟的语言节奏，我几乎被叙述的魅力所陶醉了。 1957年之前的“文青”不是没有受到规训。不过这种意识形态的规训还没有完全剥夺其自由写作的特定状态，才会有这种“生活手记”。 每一代“文青”标志了那一代文学的基础情况。重视“文青”们的读写资料，包括这种“生活手记”，看看这些“文青”们曾经在学写什么、怎么学写，便会明白这些文学后备队的所作所为透露出怎样一种文学的品格，为何会造成一个时代如此这般的文学风气。有意识地保留、回忆、整理这方面的材料，将整个社会的读写情况作为文学史的一侧，作为民族精神史的一角来看待，正是我写作此文的目的。 附记：此文写毕寄编辑部后四日，这天清晨偶阅李泽厚先生《故园小忆》一文，忽然读到他少时在湖南靳江中学读书的情景，眼前为之一亮。这亮光闪在心间，对不住，实在带点功利动机，是因他写及的当年中学生办壁报之事，与我所忆相合。李泽厚先生比我年长，但一头一尾都生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一时段内。他上学的状况要与我比较接近些，故不避比附之嫌，抄录该文数句如下，以见证当年中学生“文青”课外写作的真实情景：“湖南中等教育一向发达。靳江只有初中，地处乡村，且属初办；但回想起来，教员、校舍、图书、同学……都相当不错。我在这里读了不少课外新书，交了张先让、杨章钧、谢振湘等好朋友。还办过壁报，每期四版，刊名《乳燕》，小说创作占了大半篇幅。比我高两班的龚振沪（龚育之）也办了个叫《洞观》的壁报，两版，多自然科学内容，颇有水平。这些都是‘民办’的，还有‘官办’和班级办的。”（见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三联书店 1986年12月版，44-45页。省略号为原文所有）